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培育及其带动作用——以石城为例

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作用,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关键。江西石城县着眼于“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立足县域脱贫与发展需要实施了“千人铸造计划”,该计划发挥县级行政动员优势并扎根乡土社会,从培育方案、产业选择、社会基础、组织设置与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着手,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嵌入式培育及其内生带动作用激发,形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小农户发展的实践范例。石城经验体现了我国县域政府独特的行政动员机制及其嵌入乡土社会的本土创新,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可为乡村振兴战略下培育扎根乡土致富带头人及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提供有益启示。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利益联结机制

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户建立稳定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对于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户增收致富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发展,订单合同、专业合作等传统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股份合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模式蓬勃兴起,多种联结方式并存的混合模式日获青睐,农村一二三产业呈深度融合发展态势。利益联结模式的选择,与农产品的行业特性、经营主体的发展阶段、农户的素质条件、农业生产条件以及双方的认识有很大关系。结合国外实践经验,当前要准确把握小农户的发展趋势,尊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自愿选择,发挥各自优势,并加大政策支持,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建立正向激励和失信名单机制,进一步优化指导服务,进一步密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式发展的路径及内在机理——基于兵团农业龙头企业的典型案例分析

工商资本下乡成立的农业龙头企业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成功嵌入乡土社会。对于政府、小农户、企业三者至关重要。该文以嵌入性发展分析框架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兵团农业龙头企业成功嵌入的典型案例,从认知、文化、结构、政治、关系五个维度分析下乡资本融入乡土社会的嵌入路径和嵌入机理。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嵌入乡土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具有责任意识,积极营造同当地的社会关联,与小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融入当地的政策环境和文化环境。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应性调适

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经营大都处于亏损状态,其主要根源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脱离农村社区,盲目扩大种植面积;农业雇工过程中劳动力成本高,道德风险问题突出。但研究发现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现实实践中找到了突破口,他们通过获取政治身份、人情化运作和策略性妥协的调适机制,即通过政治嵌入、文化嵌入和结构嵌入的方式,利用地方社会和农村社区中有利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资源,争取发展空间,并依靠人情、面子等村庄文化和关系网络,建立起农业工人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经营收益。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方向的调整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助于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构建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从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     

家庭农场身份类型与农机服务供给行为 ——基于内生型和外生型的比较

利用江苏省538个粮食类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以农机服务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考察不同类型(内生型和外生型)家庭农场对小农户的服务带动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家庭农场在以农机服务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身份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带动行为.具体而言:在以农机服务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内生型农场发挥的作用更大,其为小农户提供服务的概率比外生型农场高10个百分点;具有农机资源优势是内生型农场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受教育水平、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以及农业贷款获得等也是影响家庭农场服务供给行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场身份对小农户服务带动的影响在农场主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农场经营规模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建议关注家庭农场的服务供给功能,鼓励其兼职化服务,同时,明确差异化功能定位,发挥两类农场在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     

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与运作逻辑——基于豫东Y村的田野调查

农机跨区服务是小农户实现机械化生产,从而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跨区服务面积大幅减少,以本地农机手为服务供给者的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逐渐兴起,且社会因素在其兴起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随着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大型农机拥有量不断增长,农机服务市场呈现出外来农机和本地农机并存的局面。在农机服务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机手借助乡土熟人社会的运作规则打败了外来农机手,从而推动了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兴起。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运作高度嵌入乡土社会。在农机服务市场的高度竞争下,农机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农机服务。农机手置身于乡土熟人关系之中,熟人关系可以降低其经营成本。而较低的服务经营成本能够提升农机手的经营积极性,从而确保农机服务供给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村庄社会中的声誉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农机手的机会主义行为,并能够激励其不断提高农机服务质量。内生型农机服务市场的出现,体现了乡村社会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对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农户和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

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与主体看待该政策的态度密切相关。研究1基于1 002份有效问卷,引入态度的三维度模型,将农业主体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态度分成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与行为态度。结果显示：主体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不高;对政策具有较高的满意度,认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难问题,增加农业收入;但利用政策贷款意愿度并不高。研究2基于857份农户和145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有效问卷,选用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态度强度与中心性上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态度强度上,行为强度差异显著,认知强度部分显著,情感强度不显著。中心态度上,农户的中心态度是认知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是情感态度。此外,对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进行关联性分析,发现影响贷款意愿的态度具有差异性。可见,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差异是影响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原因之一。     

农机服务体系的变迁与脱嵌——基于广西南部A镇的个案研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一。本文以广西南部一个乡镇为个案，以农业机械化服务的实现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农业经营体系变迁前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重塑，以及这种重塑对农业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小农经济体系下，通过整合村社本土资源与利用熟人社会机制，农机服务主体的乡村精英身份、组织内外的关系协调与服务市场的扩展，共同构建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内生型农业机械化服务市场。但随着大规模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体系的重构，农机服务市场开始脱嵌于乡土社会，其后果是对小农户的全面排斥。本文提出，在实践中需要注意农业机械化中人的重要性和社会关系基础，并积极构建面向小农户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稻作制度选择、种植业结构调整及农户决策独立性检验

当前农户生产行为变化的相关研究多数假定是基于自身资源禀赋特征的独立决策反映,忽略了农业生产活动所客观存在的决策外部性的影响。通过阐述农户决策外部性的产生机理,并将这一因素纳入农户生产决策模型,分析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种植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农户水稻生产决策的独立性进行假说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稻作制度选择与种植业结构调整之间的负向关系显著;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稻作净收益水平、传统种植习惯和相关联的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直接影响,以及村庄农业生产活动外部性影响,农户稻作制度选择决策表现出明显的非独立性。将来地方政府和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引导和执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可立足于农户和村庄的双重视角,既考虑新型农业生产活动或行为对农户的实际经济收益和资源配置的影响,还可以通过优先支持示范户等形式发挥和利用村庄生产活动外部性的影响力。     

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及其动力机制——以皖东Q县为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基于典型案例分析,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农业社会化服务整合式供给区别于传统的分散式供给模式,主要体现在服务主体的规模化、服务内容的系统化以及服务方式的个性化三个方面。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实现过程中,农业规模经营构成了前提条件,各类服务主体之间的竞争是催化因素,地方政府则提供了政策或制度保障。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整合式供给推动了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中心的服务供给模式的形成,助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但是却对小农户的发展带来了意外的负面后果。鉴于此,应该从三方面着手优化:提升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对社会化服务主体的引导,加大对各类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     

新形势下农户粮食规模经营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粮食主产区的调查数据

“未来谁来种地”是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农业规模化经营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利用河南、黑龙江、四川、浙江四省农户调查数据,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种粮农户规模化经营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行为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规模经济激励是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的驱动力,土地资源约束是其基本制约因素,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对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有显著促进作用;较高的非农比较收益对农户规模化经营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良好的金融信贷、保险等社会资本的可获得性、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及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粮食规模化经营有显著正向激励作用。据此提出培育以规模化农户为重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政策建议。     

农地制度改革中的村治结构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经历了运动式的规模经营、家户制的个体经营和市场化的规模经营三次大的农业经营制度变迁,村庄治理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三次嬗变。农地规模经营背景下,内生型工商资本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具有多样性,而外来资本对村庄治理结构的冲击,使得村庄经历了治理主体的非对等性进出、治理资源的非均衡性流动和治理方式的非规范性建构。研究发现,村组织、地方政府和国家政策是影响现阶段村庄治理结构的重要变量。因此,本文拟从坚持村社自主性、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基层治理体制、优化惠农政策的实施细节、培育内生型新型经营主体和追踪总结试点经验几个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以回应村庄治理结构的变迁。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     

土地禀赋、支持政策与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基于4省1 040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土地流转是农户实现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而现有土地流转支持政策能否基于农户的资源禀赋和经营行为来推进其有序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利用黑龙江、河南、四川、浙江4省1 040户粮食种植户2011-2015年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考察了农户土地禀赋、支持政策对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1）5年间有40.48%农户是持续扩大经营规模;（2）土地禀赋并不直接影响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但会影响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速度,且与农户经营规模扩大速度呈稳健的正U型关系;（3）支持政策对农户经营规模扩大的影响为负,但其并不影响农户经营规模扩大速度;支持政策与土地禀赋的交互项表明,在有支持政策的条件下,土地禀赋将会阻碍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为此,未来要加快建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信息管理系统,调整和完善相关支持政策方式,增强中小规模农户持续经营能力。     

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有机衔接--基于共生理论的阐释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机衔接,这为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构建何种模式有助于实现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衔接尚处于研究空白状态。基于此,本研究从共生理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农业经营对称互惠一体化共生模式是实现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机衔接的策略选择。在具体构建路径上,除了需要健全国家相关农业政策、加快推进信息技术运用、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培育农村先进人才成长以及破除小农意识的滞后性;更需要秉承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者共生单元的地位平等、共生模式的互利共赢、共生环境的协同发展以及共生界面的整体推进,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目标。     

资源匮乏型村庄产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项目帮扶是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动力,如何实现从外源型发展向内源型发展转变,对农村产业现代化尤为重要。以山东省L市Y村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研究资源匮乏型村庄产业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表明：Y村大樱桃产业发展路径是一种外源刺激下的内源式发展模式——政策补贴提供了村民种植大樱桃的外部激励,村“两委”对村民的组织动员奠定了内外结合的组织基础;先富种植者的示范带动和普通村民的跟风模仿相结合,将村民经由政策补贴获取小利的外部动力转向经由樱桃种植发家致富的内生动力,促进了樱桃种植规模的扩大;果农之间相互跟风、模仿、竞争,推动了樱桃产品的升级换代与果树种植的多元化经营。由此得出启示：资源匮乏型村庄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将村庄外部政策激励、市场需求与内部有限资源相结合,激发在村居民的内生动力,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与发展模式,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嵌入”乡土社会——关联营造的视角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一般以土地的规模化为前提,而土地经营权流转会造成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利益分化,因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要处理与普通农户的利益关系、社会关联与情感连带的问题,其持续发展必然要与乡土社会进行深度互动。“嵌入性”是理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及其与乡土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关联营造的方式,利用“中介”“担保人”等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以及人情、面子等乡土习俗,来建立与其所“嵌入”的乡土社会的精细关联。关联营造的机制关系着农业的均衡稳定发展,也关系着乡土社会的秩序稳定。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外包服务的考察

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主要受制于其经营目标约束与要素禀赋局限。农业分工深化及其外包服务,一方面通过迂回投资,能够有效突破小农户绿色生产面临的瓶颈;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和声誉激励,能够诱导服务供应商形成农业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以化肥减量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外包服务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化肥减量;第二,相较于规模户,外包服务对小农户实施化肥减量的促进效应更强;第三,伴随连片规模的扩张,采纳外包服务的化肥减量效应也显著增强。由此强调应倡导农业横向分工,鼓励小农户开展专业化连片种植,为外包服务积累充分规模的市场容量;同时深化农业纵向分工,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发展服务规模经营,以外包服务市场的繁荣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市场化。     

熟人服务:小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优先选择

以小农户为主体,以水稻生产环节为例,探讨了小农户购买农业生产性服务的主要特征及其本质。结果发现,小农户优先选择本组、本村的熟人服务,而个体农机手是最主要的服务供给主体。熟人服务的本质是社会交换,其基本逻辑在于:熟人社会是小农户经济活动的边界;互惠交换机制是小农户选择熟人服务的根本动力,并通过合约弹性化、经济交换关系向社会交换关系延伸等方式得以实现;同时,熟人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被赋予了关系、人情、面子等符号性意义,拒绝熟人服务常被解读为否定社会交换关系,对小农户的选择形成软约束。由此可见,熟人服务在乡土社会中具有占先优势,给“外面的”服务主体进入农村市场制造了结构性壁垒,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排他的服务市场;个体农机手作为熟人服务的主要供给主体,其自身的发展瓶颈也制约了小农户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因此,政府应该因地制宜,强化对本土服务主体尤其是本土个体农机手的培育和扶持,一方面使其充分发挥熟人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服务供给者的农业现代化水平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