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与民法的"分""合"之辨

刑法与民法在规范目的、调整手段等方面迥异,但不能简单地将两者对立化,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体现在两者"分"合"的理解上."分"是两者所调整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区分,"合"是两者对致害事件的规制互相补充、互相影响,两者对致害事件的处理不可或缺.刑法规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危害不大的行为则交由民法调整,且随着社会认知的变化而改变,刑法与民法的界分也应随之做动态调整.在对待刑法与民法的关系上,既要警惕刑法优先适用的思维,遵守刑法的谦抑性,也应注意不能以民事判断代替刑事判断,更应分别运用民法规范和刑法规范对行为进行定性.     

从刑民交叉角度论占有保护问题

对于刑法是否应该保护占有利益的问题,以《物权法》《合同法》《民法通则》等作为研究对象,对公开取回、秘密取回占有物行为中的所有权人、占有人、第三人等相关主体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刑法对占有利益是否予以保护,是立法价值选择的结果,如果民法上的占有制度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私力救济行为能给占有提供周全的保护,则不需要刑法介入;在处理占有问题中民法与刑法关系时,刑法要秉持谦抑性原则,当民法不能解决侵权纠纷时才能介入并规治。     

“蹭网”行为的现行法规制——基于刑民法的双重视角

蹭网行为对现行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法律进行规制,可以对现行法进行解释,来解决蹭网行为产生的一系列法律问题。由于网络用户的不同,蹭网行为可能会产生刑法和民法问题。对于民法问题,可以通过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来解决;刑法问题在理论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也可以通过对盗窃罪进行解释来处罚蹭网导致合法用户网费损失较大,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蹭网造成的间接损失,也可以运用民法和刑法进行规制。     

论“婚内强奸”

婚内无奸由于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婚姻契约论、报复论、暴力伤害论等理论的支撑 ,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 ,这一命题受到了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该文从民法的角度对性权利这一人身权进行了深入剖析 ,明确婚内强奸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 ,并提出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解释我国刑法第 2 3 6条 ,承认婚内强奸     

代购毒品行为的刑法学剖析

代购毒品行为是毒品犯罪的新型行为表现，代购毒品行为由于缺少刑法的明确规定导致在理论与实践中对其性质存在不同的认识。代购毒品行为的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的代购行为和民法委托的概念，在外延上需要以有偿与否、行为独立、隐名显名为标准区别于居间介绍毒品行为。代购毒品构成贩卖毒品罪需要具有牟利目的的主观条件，但是对牟利目的需要扩大解释。不同的代购行为其触犯的罪名有所不同，对于代购蹭吸与少利低利代购也需要区分不同情况予以正确认定。     

伤害胎儿行为刑事处理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刑法体系无法包容伤害胎儿的行为,从狭义的伤害胎儿行为出发,对我国实践中伤害胎儿行为处理办法和理论争议进行总结和评析,以承认出生后为活体的“人”在胎儿时期的生命和健康是一项刑法法益为前提,提出了增设故意伤害胎儿罪的主张,并对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和罪名安排进行了具体的设想。     

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法律规制:从行政法到刑法

文章描述了科研不端行为涉及的法律规制问题,分析了我国现有的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对科研不端行为规制的状况,认为当前我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刑法规制不是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而是缺乏意识和行动。文章指出,对于遏制严重的科研不端行为,重要的不是新增法律条款,而是在于立即采取必要的行动。     

论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对人身伤害中的精神损害应否赔偿,我国立法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民法理论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法学对人权关注程度的改变及对生命、健康、身体内在价值的认同。我们就人身伤害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予以探讨,对实践中大量涉及人身伤害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件处理具有指导作用。另外,鉴于我国与精神损害赔偿有关的法律法规内容不多且不全面,建议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侵权行为法,规范精神损害赔偿标准,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事实婚姻与"重婚"关系之探讨--兼议民刑"重婚"之关系

重婚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较难把握,而事实重婚的情形又往往为症结的所在,本文主要针对事实重婚的情形,运用我国民法关于事实婚姻的相关理论分析事实婚姻与重婚的关系,并将民法中的重婚与刑法中的重婚作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刑法中的重婚行为的认定要以民法中的重婚的界定为基础,并要考虑其自身特性。     

偷拍行为刑法规制之正当性与必要性分析

偷拍行为明显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违反社会伦理道德,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当予以刑法规制。目前,我国偷拍行为日益猖獗,现行行政法、民法以及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都不足以有效地规制偷拍行为。我国有必要修改《刑法》,设立＂侵犯个人秘密罪＂或＂侵犯隐私罪＂,以规制偷拍行为。     

试论刑法上的占有

文章研究刑法上占有的性质、意思、事实、标准与合法性等问题,并指出刑法与民法上占有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观念上的占有,刑法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观念化趋势,而在于刑法与民法在责任价值上的差异,民法通过占有奠定起诉权基础,而刑法界定占有以保护财产秩序。刑法上占有标准的界定,应当引入其他法律制度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界定罪与非罪、此罪彼罪提供依据。     

犯罪本质与本质特征新界说

由于没有先弄清犯罪本质与犯罪本质特征的关系,故国内刑法学至今还在回避犯罪本质问题,对犯罪本质特征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看法。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犯罪本质是犯罪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着犯罪本质特征,而犯罪本质特征则是犯罪本质的外在体现;立于犯罪构成的内在联系及其结构和刑罚的目的与功能,犯罪本质应是犯罪人之于社会秩序的极端蔑视态度,而立于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区别,犯罪本质特征应是应受刑罚惩罚性。     

风险社会之下的航空犯罪理论趋向

风险社会的到来，必然会对我国刑事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以保障民航安全作为第一要务的今天，平衡风险社会下民航安全与个人自由，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预防航空犯罪，不应当以其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而不同于传统刑法。过多重视风险社会带来的弊端，自然会陷入一种严罚主义、威慑主义的立场。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航空犯罪作为一种刑法犯罪，其处理思路与普通犯罪并无二异，不应当认为民航领域是一个全新领域，需要以更为严厉的态度对待犯罪行为。处于风险社会的当下，对于航空犯罪而言，仍然无法超越传统刑法的范畴。     

受贿罪主体问题研究

受贿罪为身份犯,行为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点在《刑法》第385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也加以具体界定。但随着我国体制的变迁,国家工作人员的具体范围和认定原则也在不断变化,对此问题仍需重新澄清和继续研究。     

论我国刑法中性犯罪的问题与完善

性犯罪作为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形式,在刑法中应具有重要地位。但由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及立法技术落后等原因,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是现有罪名规定的不合理性,主要体现为相关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无法满足保护人权及惩罚犯罪的需要;其次,许多严重的性侵犯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导致法网出现严重漏洞。本文在分析我国刑法中有关性犯罪的规定情况及其造成的一些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性犯罪的刑法立法提出建议,以其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侵占他人“寄托的现金”行为之定性

财产犯罪处于民法和刑法理论相互交错的地带,刑法上的许多概念和理论来源于民法,但在刑法体系下却有别于其民法本源,甚至出现了理论上的对立,侵占型犯罪中的“寄托的现金”便存在上述矛盾与对立。对此,国外学者争议颇多,而我国学者关注较少。笔者以日本法为研究重点,介绍相关学说观点,并试图寻找更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以求我国相关学者对上述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的变化

清末刑法典编纂体例和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以刑为主、民刑不分、诸法合体 ,走向民刑并重、刑民有分、诸法分立并以专门规定犯罪与刑罚为惟一内容 ;由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合典编纂 ,到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的分立成典等等。这种变化 ,直接导致沿袭几千年的以刑事法律为主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使中国法制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并对以后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刑事立法、司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刑民分界探析

判断某一民事违法行为是否为犯罪行为除了社会危害性程度判断标准外,要衡量多种因素,如国家需要、法制文明、刑法成本、社会效益等因素。民事侵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量上不完全是一个递进的关系,而带有一定交叉关系,也就是刑民分界关系并非非此即彼。将一个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上被评价为犯罪行为后,并不能因此在逻辑上推断其丧失了民法上的评价必要。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为切入点论宪政的形式合理性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其作为众多部门法的交界点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借助于刑法之力将刑法和民法、经济法、宪法、行政法及诉讼法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法律体系,因此体现出独特的宪政价值。对于裁判的尊重不仅是刑事法问题,更是关乎一国法治地位的宪政问题,为此选择形式合理性应是逻辑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