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性尊严保障原则

人性尊严乃人权的最高价值,亦为人权保障的基本核心。实现并保障每个人享有作为人的尊严,是宪法保障基本人权的主要目的。而行政法乃人性尊严之具体化,尊重与保护人性尊严应作为行政法的一般法律原则。     

人类基因诊治的道德与法律思考

基因研究及其临床应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及巨大风险,都要求人类谨慎务实的态度.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控制基因技术,才能使这门高科技技术不断发展.保护公民的基因隐私权的概念尚未纳入法律范畴,所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职业道德法律以及对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要求势在必行.     

论我国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的构建

随着基因检测、基因治疗、胚胎干细胞、器官复制、克隆等人体基因科技的迅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伦理、社会、法律问题,存在毁灭人类的负面影响,而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明显滞后、零星分散、不足以应对科技的风险。如何完善立法,构建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进行避险除害、规范人体基因科技研究、保障人民各项权利已成为当代法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我国已有基因科技立法规制现状及不足基础上,从宪法、法律等层次提出构建我国人体基因科技规制法律体系的设想,并简要介绍《人体基因科技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农民工权益及其法律保障

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权益问题.农民工权益面临着困境,究其原因,既有制度症结、法律因素,也有社会及权益主体自身因素,而其中主要原因是对农民工权益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农民工权益实质是其作为公民和劳动者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强化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至关重要.     

人性尊严与农嫁女征地补偿权的宪政保护

人性尊严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是基本人权保障的根源与基础,是最上位的宪法原则.农嫁女征地补偿权的宪政保护是由人性尊严主体开放性、内容平等性及目的发展性等特点推导出的必然结果.保护农嫁女征地补偿权,应该以保障人性尊严为前提与核心,只有通过对人性尊严的保护才能从根源上消除农嫁女征地补偿权的歧视.     

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的成就和挑战

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的宪法实践证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取得了显著成就。1982年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因为吸取"文革"教训而规定得充实、明确、具体,之后的宪法修正案有关人权、私有财产等的规定使得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更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公民基本权利通过立法被具体化,公民权利意识得到增强。宪法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30年实践有行政主动推动、先权利后自由、违宪问题自我纠正三个特征。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法律法规甚至内部文件违宪的问题还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宪法中所规定的权力关系在实践中的表现并不理想,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公民对宪法保障基本权利的要求日益增强,而宪法却未能很好地满足这一需要。     

浅论人类基因资源的特殊性和法律定位

蓬勃发展的人类基因工程和基因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医学和商业价值.如何在法律上对其进行界定,需要对人类基因资源的特殊性做一分析.人类基因资源同样具有财产权的属性,同时还具有研究集体对比性、资源稀缺性等,对社会效果来说,具有双刃剑的效应.     

新宪法草案中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特点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现代宪法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制度民主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世界各国宪法(包括资本主义类型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宪法)对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都比早期宪法更为重视。所谓公民权利是指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享受的权益和行使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公民义务则是法律规定的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应该履行的一种责任。由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被称为基本权利和义务,它对于其他各项权利和义务说来,具有首要的意     

试论我国基因的专利法保护

以DNA为研究核心的基因技术在20世纪末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全球的生物学家都将目光集中在基因的研究上。对动植物基因乃至人体基因的开发、利用,必将会导致人类本身以及与人类生存环境相关的一系列变化。如何通过法律规范,保护与促进基因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并且亟待解决的课题。就已有的各种法律手段而言,基因技术可以通过合同、商业秘密、版权、专利等法律手段进行保护。其中,专利手段的法律保护显得尤为重要。     

基本权利体系模型假设——以"隐私权"为范例

作为宪法客观价值秩序的人性尊严和自由民主秩序,作用于基本权利和国家机构两个部分,形成了国家机构与基本权利的内在联系,以此价值秩序为判断标准,可以构建基本权利保障的内核与外延的"发散"型评价机制,进而实现对基本权利宪法保护手段强、弱的确定.这一发散型评价机制又称基本权利辐射模型,主要包括"核权利"、"质子权利"和"电子权利"三个具有包客关系的方位,"控制力"是联系三者的桥梁,控制力的大小是对基本权利外在表现权利定位与定性的标准.以此辐射模型为基础分析"隐私权",可以较为清晰地厘清隐私权错综复杂的相关问题.其他基本权利的研究亦可以此模型为基础.     

算法可解释性的价值及其法治化路径

随着自主学习算法技术的纵深迭代,自动化决策已广泛嵌入人类社会的决策系统中。然而,由于其专业性和黑箱性,算法决策自动化对人类法律秩序构建的程序正当性及问责机制形成威胁,最终对人性尊严构成根本挑战。算法可解释性是将算法系统纳入社会规范系统约束的关键理念,其实现程度对维护法治秩序和保护被决策主体的权益至关重要。当下实现算法可解释性的主要制度依托包括设置比例化的透明度不同程度地打开黑箱、构筑多方协同审查机制落实责任主体、制度化直观关系保证“人在回路”。这些举措的落脚点在于维护算法技术的内在善。     

基因技术的挑战与基因伦理的建构

当代基因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建构适应基因技术发展的基因伦理已迫在眉睫。成熟、理性、健全的基因伦理的建构应遵循主体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通以及系统整体这样几条根本原则，并要明确其范围界限，恪守道德底线，以实现基因技术与基因伦理的良性互动。     

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论作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人之尊严

作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人之尊严"是人的生命尊严与社会尊严的统一,体现为个体生命的人存在于社会之中,获得社会的尊重而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高贵与庄严。这种高贵与庄严通过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活动得到确证,自主、自由与自觉构成人之尊严的内核。这种作为基本权利范畴的"人之尊严"以三重不同的形态存在着,即作为人权本源的"人性尊严"、作为基本权利价值原则的"人之尊严"和作为个别基本权利存在形式的"人格尊严"。这三种不同的形态呈现出由抽象到具体、由类到个体、由理论到规范的递进逻辑。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构建宪法意义上的"人的尊严",要求我们从宪法的人权本源理念上确立人权源于人自身所固有的尊严的观点,在宪法权利规范上要不断完善人格尊严权制度体系。     

生态资本化:消解现代性生态危机何以可能

现代性通过人的主体地位的张扬、科技理性的泛化和资本的扩张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等生态危机。那么,如何消解现代性与生态危机这一两难问题已成为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来论证生态资本化,在合理利己主义和生态人假设的前提下,既可以满足人类对物资财富的追求,同时也可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从而达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生及可持续发展这一终极目标。     

论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与实现

公民基本权利脱胎于近代自然权利,它是以防范政府权力为其根本功能的.以自然权利为内容的基本权利谱系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增添了新的权利内容,即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社会中出现了拥有巨大社会性权力的法人组织,而它们虽从属于私法主体,但却有别于一般个人私法主体,它们所具有的社会性权力实际上类似于国家权力,它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私人政府",能够支配和影响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对于这些能够影响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私主体,仅仅运用私法手段进行调整显然无能为力,所以公民基本权利效力即达及这些"私人政府"组织,但不能延及一般私法个人.所以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抵抗与防御政府的基本功能没有改变;因而,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还主要依仗宪法.通过建立宪法诉讼与宪法救济机制得以实现;其次私法法人主体侵害了基本权利的案件,对这类案件单靠私法自身体系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因为它超越了私法领域而进入了公法领域,所以这类案件还主要通过宪法得以解决.     

关于宪法权利三个基本问题的讨论

权利入宪有三个基本问题:宪法为什么必须包含专门的人权条款;宪法应该规定哪些人权以及对人权条款的遗漏的补救.现代宪法的人权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的综合,人权由此在理论上可分为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两大部分,这使得现代各国宪法的人权内容在基本的内容上呈现出一致的面貌.但各国宪法的具体规定仍然取决于该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在我国,将公认的基本权利规定进宪法,有益于吸纳和宣传现代自由主义在人权方面的核心价值.     

论信息技术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从《居民身份证法》的修改说起

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捷和惊喜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可能会侵犯人的价值和尊严,特别是可能侵犯公民宪法的基本权利——隐私权.世界法治发达国家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及实践表明,重视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是信息时代的国家义务.为此,可构建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双轨制体系,即宪法保护和普通法律保护相结合的复合型保障模式.     

中国法治政府的进程及其面临的挑战

法治政府最核心的界定是政府需要受宪法和法律的限制.没有法律依据,政府活动是非法的,这就是宪政和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必定有三个层次的进步:技术层次、关系层次和制度层次.其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政治挑战、依法行政、资源有限、基础制度的缺失和民情培养的长期性.     

从法律限制主义、宪法保障主义到法律保留原则——关于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史考察

在中国宪法史上,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规定方式,有着从“法律限制主义”到“宪法保障主义”再到“法律保留原则”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变迁。旧中国的制宪多采“法律限制主义”,无法为基本权利提供有效保护。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宪法的批判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采“宪法保障主义”或者“绝对保障主义”立场。但在反思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缺陷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采纳“基本权利可受限制”的务实观念,对基本权利的法律限制作出规定。伴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借由《立法法》等重大立法以及相关的宪法实践,现代立宪主义意义上的法律保留原则得以最终确立,并不断得到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