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与局限性

胡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诗界革命领袖",具有开一代诗风之功。胡适又是从旧的传统文化里脱胎的,无论是他的新诗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自然地折射出了中国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过程中的种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诗的内容、语言和体裁等几个方面探讨胡适在新诗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有了必要。     

百年新诗之"旧路"——中国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几种模式

本文从长时段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百年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模式,结合新诗的诗歌理论主张,主要从新诗创作的实际这一角度,来追寻百年新诗创新历程中的旧路,即由梁启超发轫,胡适、李金发关注语言,卞之琳、穆旦追寻传统精神的根本处,以及从民国初年绵延近百年以郭小川为代表的向民间歌谣学习等模式,进而提出20世纪初以来的旧体诗词写作未能超越梁启超的理论主张。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以旧的姿态矗立——重读《尝试集》

《尝试集》是汉语新诗史上重要的诗集之一,它深深地影响了汉语新诗从理论创立到诗歌文本的构成。从诞生时候起,对《尝试集》的认识,大多规范为其诗歌史上的开拓意义远大于文本意义,而且标志着汉语新诗彻底告别了传统汉语诗歌的审美范式,以新的姿态彰显汉语诗歌的变迁。其实《尝试集》是以"旧"的姿态昭示"新",而非以"新"的面目告别"旧"。这种姿态表征的是《尝试集》群落的选择而非单纯的个人喜好。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断裂与突围：全球化时代的新诗命运

中国新诗已有近一百年的发展历史。然而,目前中国新诗发展面临娱乐至上、文化断裂、过度自由等三大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代新诗创作产生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而改变这种局面的策略是：中国诗歌界应以文化自信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借鉴西方诗学的长处,重建诗歌与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从而让中国新诗在全球化时代再次复兴。     

现代汉语的诗性空间——论20世纪中国新诗语言问题

语言问题是 2 0世纪中国新诗历史发展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论题。围绕着中国新诗语言这一总的论题 ,有三个难以绕开的基本问题 :第一 ,就新诗语言资源而言 ,如何在白话与欧化的历史两难处境中寻求适于新诗语言的内在资源 ;第二 ,就新诗语言质地而言 ,如何在古典与现代的现实张力中 ,在二者的差异性和延续性中摸索到促动新诗语言自我生成和更新的“基质” ;第三 ,就新诗语言风格而言 ,如何在实行对口语与书面语的双重超越后 ,构建符合新诗语言特性的多样化风格。它们构成了探究中国新诗语言问题的“元问题” ,所有关于新诗本质的认识、关于新诗特性的悟察和关于新诗整体成就的评价等等问题 ,都可以此为基点得以展开     

袁可嘉: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探索者

本文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探讨了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面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感伤”困境,袁可嘉从新诗创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和“新诗戏剧化”的拯救方案,这无疑对当时的诗坛具有纠偏化弊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予以深刻的反思,从而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执着追求,无论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文学的压抑,还是大众文化给予文学的冲击,都具有某种反抗和颠覆作用。     

诗歌精神重建的必要性及其路向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集体性心理经验:诗歌精神重建的一种可能性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论新诗的诗体重建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还俗:媒体文化语境中诗歌的传播策略

以"呼唤新诗二次革命、推动新诗再次复兴"为理念,以"诗歌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诗歌传播方式重建"为内容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正在引起现代诗学界的热烈讨论。回顾近百年的中国新诗发展史,人们会发现,新诗已多次处于十字路口,面临许多几乎是周而复始的难题,焦虑于何去何从的选择。新诗处于十字路口,理论的重要性就凸现,理论促变成了普遍规律。在三大重建中,精神重建是新诗复兴的根本。这种重建的中心是:如何通过心灵性、内视性的通道去保持诗歌与社会、时代的连接,发挥诗的多向度的功能。在新诗关于"大我"和"小我"的长期争论里,"集体性的心理经验"是一个可以给予重视的可能性。在诗体建设上,如何把握新诗的"新",显然有误区。有人认为,新诗就新在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其实任何艺术都是被捆缚的艺术,艺术的美正是在捆缚中产生的。提升自由诗、给自由诗以审美规范,倡导格律体新诗、推动部分新诗的成形,增多诗体是新诗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在媒体文化语境中,新诗应当走出象牙塔,实现"还俗"的传播策略,通过公众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走向更多的受众,摆脱边缘化的尴尬,取得震撼性、即时性、持久性的传播效果。实现三大重建,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百年来的“新诗”与“旧诗”问题平议

1917年,胡适提出“白话诗”这个新名词,用以革“文言诗词”的命;旋即又将写得自然的“白话诗”标举为“新诗”,将所有文言诗称之为“旧诗”,并将两者认定为革命与被革命的关系。在当时的潮流中,这种关系又很快与思想上乃至政治上的革命与被革命扭合在一起,以致百年来诗歌史的书写,大都是不分何人、何时,用何思想、何形式写的白话诗都认作是“新诗”,而将所有文言诗,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都视为“旧诗”。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不愿接受给白话诗与文言诗戴上带有价值判断的“新”与“旧”的帽子,且坚持写文言诗。特别是近40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陆续提出要给现代的“旧诗”与“新诗”正名。回头看,现代“新”“旧”诗的提法,并不符合现代诗歌发展的历史真实,其理论基础是并不科学的进化论,而且对当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歌极易产生不良的影响,故亟须通过认清百年来的“白话诗”与“文言诗”的共存、共济、共荣的历史事实,为“新诗”与“旧诗”正名,对中国百年的诗歌史进行实事求是的书写。     

浪漫主义诗学的本土化及其艺术底蕴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是离不开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的推动。新诗的民族神话、传说写作有力地促导了浪漫主义中国化：诗歌中主人公的主体精神以“圣贤”遮蔽着“天才”；在“人神”关系上，以“人神恋爱”的结构模式取代了西方的“人神同性”；在艺术意蕴上，“心境”释放时的激情淹没了“人性”的理性思考。因此，这种浪漫主义所表现的“神思”是非本体性的，从根本上讲这由民族根性——“神与物游”中之“游”即契合、顺应精神所决定。     

新诗发展史上的传统与现代性问题

一新诗与传统的关系以及新诗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一直是个纠缠新诗诗学及实践的老话题,传统与现代也一直是新诗研究的关键词.通过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表述,高度复杂的文学史问题被极大地简化了.在惯常的理解中,传统成为纯净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一个自足的实体性的存在.     

导引、偏移与形塑:理论的效应及其局限——新诗史上一个值得省思的现象

新诗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值得省思的现象:理论对于新诗的功用及其局限。出于各种不同动机、针对新诗而作出的理论言说和表述,实际上已经参与了新诗自身的建构。所有零星的或成体系的理论,不仅加入到新诗的外部机制中,对于新诗生长和后来的新诗评价起到了规范、导引的作用,而且潜在地修改或重塑了新诗的内质,从而成为新诗内部政治的一部分。不过,在理论倡议与写作实践之间、在关于历史的想象和理论总结与历史的斑驳印痕之间,总会存在偏移、疏离、错位等情形,其间的复杂性值得用心清理和辨析。     

认同危机与汉语新诗

认同危机是百年汉语新诗面临的核心问题,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汉语新诗自身的问题。汉语新诗没有从根本上从现代汉语的语境出发来建构文体内涵。从肇始期就固执地坚持模仿域外诗歌,放弃了自我主体性的独立建构。过于注重诗学理论体系的营造,相对忽视诗歌文本的独立性,从而产生理论与文本的本末倒置的扭曲现象。正是这些违背诗歌基本发展规律的做法,引致了汉语新诗的百年迷途。     

论非非诗派——新诗百年追溯之一

对新诗的质疑及相关的讨论，使追溯百年新诗发展过程成为一件有意趣的工作。非非诗派是以民间方式运作的社团而非流派，因此它所参与的只是诗歌运动，非非诗派也只是一种习惯称谓。在非非诗派活动其间，其成员对诸如流派建设、“前文化还原”、语言等问题进行了以理论方式为主的探索，这是一次不成功却很有价值的探索     

论梁启超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

梁启超的诗学理论与中国诗学的现代转型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其早期诗学理论主要围绕诗歌创作如何创新,从意境、语句、风格三个方面阐述,在导引新风的同时蕴含着理论危机;其后期诗学理论中对审美主体的关注、对情感表现的倡导、对文言白话的比较和对新诗艺术的阐释等方面,均凸显出他对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对中国诗学理论的现代转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