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途径

对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而言,古代文论是重要而丰富的本土资源.古代文论参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的基本途径有三个:一是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阐释;二是古代文论精神的现代传承;三是中西文论话语的融合.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现代阐释时,既要坚守其"历史的真实性",探求"本义";又要结合当代语境和当代文论建设的实际,注入新义,体现出阐释主体的学术立场;要细读文本,重新开发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揭示其内在的文化逻辑和生成演变轨迹,并在学理层面上予以传承,使其能够与当代文论相会通;在中西比较视野中,对古代文论进行现照与整合,既以中译西,又以西释中,在中西文论的互照、互译和互释中实现有机融合.     

中国古代文论意义阐释的生存论维度

近年来,中国古代文论之所以一直徘徊在"失语"的边缘而无法自拔,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当代人在对古代文论进行阐释时缺少了一个重要维度--生存论.事实上,与西方文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完全不同,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是一种对文学的诗性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终极目标是文学中的人以及人的价值追求与理想人格的塑造.这种独特的精神旨趣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阐释活动的生存论指向,印通过对古代文论话语的阐释,把握古人的生命体验与生存智慧,进而通过这一渠道进入到古人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今人与古人在生存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质言之,进入古人的心灵世界,对古代文论作出富有深度的开掘,应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意义所在.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近十年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讨论述评

持续近十年的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必定会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起到推动作用,但讨论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足.其中有两点值得反思一是"转换论"命题的表述本身存在问题,容易引起歧义和误解;二是就古代文论在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中的作用而言,争论其能否实现转换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更需要做的是从当代文论建构的现实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古今文论的"异质性"与"同构性",从而找到利用古代文论资源的立足点和切入点,使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真正取得实效.     

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综述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两个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及"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来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对古代文论现代化几个问题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论的个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的诗性话语方式使其难以获得理论的传承性,从比较文论的视野看,古代文论不适合现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科建制.在建设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时候,东西文学理论都是思想资源,但中国文学理论最终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融通上.     

中国文化诗学:传统模式及其当代汇通

传统诗学模式的观念契合与当代文论的现实需求是推动中国文化诗学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文化诗学的本土化建构关键在攫取古代文论资源,只有充分挖掘当代文论与传统话语模式的相通契合处,汇通古今,才能真正有效的系统建构中国文化诗学话语体系.     

论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道路——对"中国文学批评"学科史的反思

"五四"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的,具体而言,主要经历了.学科化"、"体系化"、"范畴化"三条西化之路.要使中国古代文论从"失语症"中解脱出来,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承认中国文论较之西方诗学的异质性和话语独立性,避免"以西释中"或"以中注西"的倾向;第二,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个命题中进入"古今对话"的现代阐释性理论视域;第三,在"古今融会"的同时进行"中西化合".以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为本,融和或化用西方的理论资源,最终达到中西跨文明对话语境下的"中国化"研究.在承认中西方文论异质性因素的前提下,进行跨文明对话,中西文论思想的交流、互补和超越,最终达到"中西化合"的无垠之境     

对话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

对话是揭示和实现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重要的切入口,通过中西、古今两个维度来实行这种对话,应该成为我们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的一个汇交点,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和价值或许在这种持续而深入的跨越文化时空的对话中不断地得到彰显和关注。在对话的过程中,超越中西、古今文化二元对立的认识与评价模式,尊重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的文论话语系统之间的文化差异性,强调平等性、包容性,对于对话之有效性至关重要。理想之对话,应该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和多种张力的思想过程,而此对于中国古代文论当代性意义之生成,并且呈现为一个充分开放的系统,尤为重要。     

重建文学批评学科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当代文论失语症与文论学科秩序的不合理有一定关系。在文论学科中,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主从关系倒置,且缺少实际的批评,造成了文论实践性的贫弱。重建文学批评学科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先决条件。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个误区,是试图把属于相似性知识型的诗意话语转化为再现性知识型的理论话语。重建文学批评学科,可以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提供既合理又现实的场域;同时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能够把古代文论的实践品格输入当代文论,促进文学批评学科的重建。     

古代文论与当代文艺理论生态

学界一直在争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与意义,主要有两种观点,即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转换说",和完全否定当代理论话语的"失语说"。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认为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环境中缺少存在的正当性和可能性。这种观念导致了对古代文论的误读。古代文论的价值并非单纯在于理论概念、范畴的思想价值;许多缺少逻辑性、系统性或理论思辨意义的叙述行为,在中国文学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此外从学术生态的角度来看,当代以系统性、逻辑性为特征的主流学术想象被当作唯一正当的学术形态。这种学术形态一元性的观念,带来了当代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古代文论在当代的存在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有助于构建更加良性的文艺理论生态环境。     

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的可行性路径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文论话语之争,聚焦于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论,衍生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不同的入思方式,前者倡导中国文论民族特色之阐扬,主张藉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后者则主张通过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文化,以重建中国当代文论。前者钟情本土之玉,后者青睐他山之石。而要真正建立既具民族特色又能与异域文化对话的中国文论,则必须将上述两种思路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和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那么,如何实现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需要在文化、文心、文体三个不同层面,认真清理古代文论的理论资源和话语传统,深入探求中国文论的言说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如何实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则需要在异质性、普适性和现代性的不同层面,精心辨析中西文论的内在差异,细致考量西方文论之中国化的可行性路径。中国文论话语重建是一项宏大的工程,其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打磨出内蕴普适神韵而外显民族肌理的文论玉石。     

论发掘中国古代文论现代意义的可能途径

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是应该放入陈列室的古董,还是有待发掘的宝藏?如果说古代文学理论依然具有现代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发现这种意义?我们当下的文学理论的确出现了危机:人们开始质疑其存在的合法性了。为了解决这一危机,我们必须树立重建文学理论的雄心。重建就需要新的理论资源,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容量巨大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资源。但在真正面对中国古代文论时,我们就必然遭遇如何处理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于是,寻找中西文论之间的契合点就成为“重建”的前提性问题。20世纪以来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西方哲学传统与中国古代哲学之间的某种深刻的相通性或许可以给“中西对话”提供一种有效的视域。     

面对西方文论的学科策略--在借鉴中超越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移植"切换还是"嫁接"改良?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西方文论在中国如何"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到西方文论的中国转化

“西方文论中国化”是我在提出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之后的又一重要话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一话题 ,是因为我们重建中国文论面临两大资源 :一是中国传统文论话语 ;二是西方文论话语。只有充分利用好这两方面的资源 ,我们才能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设好。在过去的几年 ,学术界围绕着“失语症”进行了激烈的论争 ,并对“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对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却谈得很少。西方文论已经大量介绍到中国 ,但在中国主要是被移植套用得多 ,人们忽略了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其结果如我们所看到的 ,不是西方文论“中国化” ,而是西方文论“化中国” ,即用西方的文论术语来切割中国的文学文论 ,或者把中国文学文论作为西方文论话语的注脚本。这种直接套用西方文论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文论 ,过分相信西方文论话语的普适性 ,将其移植来替换中国文论话语的做法 ,正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根本原因。所以 ,要纠正中国文论“失语”状况 ,还需要认真探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今天 ,我们提倡的西方文论话语的“中国化” ,指的是以中国的学术规则为主来创造性地吸收西方文论话语 ,借鉴、吸收、利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补充、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文气论批评话语的价值与重构

当代批评话语的西方化、模式化一直是文学批评中的突出问题。中国传统文论与当代批评可否沟通?学界见仁见智。作为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批评理论和话语系统,文气论批评在当代仍具有普适价值,并与当代活的文学生命相契合,具有其话语价值和重构可能。     

"原人",是否传统文论的核心精神?(专题讨论)对"原人论"中"原人"一语的质疑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人们从那些感悟式片羽鳞光中得到心灵的启发、审美的愉悦;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势话语和严密体系面前又不得不感慨"中国没有理论"[1](P216).于是,如何在国际话语环境下重构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品格,便成为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件当务之急.然而,由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若要解构这差异寻找新的理论交融点予以重新结构阐释,绝非一件易事,它需要新思想、新哲理的观照与支撑.     

中国现代“生命-生态主义文论”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鉴于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具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我们确立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这一论述框架;在此架构中,对中国现代生命诗学与生态批评的演进历程进行描述与阐释,我们发现:如何在接受域外文论影响的同时,对其加以规训,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文论新话语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及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现实与挑战;我们还发现:与中国现代文论新传统的其他亚传统一样,"生命-生态主义文论"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域外文论本土化"的几个普遍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融突和合"这一转化机制:从对域外文论的介绍、翻译、阐释,到批评实践与理论创造的过程,正是消弭中外文论冲突、融合创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