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市镇管窥

早期的市是交易地点，镇为军事戍守地，到了宋代，市、镇连称，已成为工商业活动场所的一般性概念。广义的市镇包括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与路、府、州、县之类的地方治所以及镇、村集、市墟等若干层次。由于分封等原因，元代的路、州等地方行政建置发生了一些重要而复杂的变化，此姑不论。本文拟从社会经济角度，即将市镇作为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分布及基本面貌作一些初步探讨。元代市镇状况与官营手工业局院的广泛分布、商业的发展及水陆交通的空前发达有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代的市镇呈现出一些新的时代特点，在市镇发展…     

近代江苏市镇化初探

“市”与“镇”合称“市镇”,都是指一般的商业聚落,它们是农村商品集散的中心和商品经济的重要基地。大抵“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一般而言,镇的商业地位较市重要,上可为县,下可为市;市也可发展成镇。在历史上,江苏的市镇曾经显赫一时,有过一段值得炫耀的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传统的自然经济趋于瓦解,与旧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散、单调、落后的农民居民点逐渐为近代化的、职能较为健全而且相对集中的城镇居民点所代替,新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和发展,成为近代全国市镇化水平十分突出的省份之一。应该说,深入研究近代江苏的市镇化很有意义,因为它是今天城镇化的历史起点,对农村经济和城市化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明清时期大量兴建的市镇基本上可分三类 :手工业市镇、商业市镇、交通市镇。市镇经济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市镇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发生联系的媒介 ;市镇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乡村都市化进程 ;市镇经济的发展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胚胎 ;市镇经济对传统的社会意识产生冲击。封建社会后期市镇的发展应该说是建立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商品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标志之一。     

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

江南地区是中国市镇发育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华北地区则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体系形成较早的区域,但公元12世纪以后,华北的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江南,直到近代华北的市镇不如江南发达。文章从市镇的类型、特点和作用等方面研究江南和华北市镇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从市镇的发展情况、市镇的分布格局、市镇的经济功能———功能定位和市场发育等方面研究它们的差异,进而探讨近代华北市镇发展落后的原因,以期为当今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差异与互动:明清时期苏州与徽州的市镇

苏州与徽州 ,前者地处江南水乡平原 ,后者地处江南山地 ,明清时期 ,两地市镇同步勃兴、联系密切却又各具特色。本文拟对苏州与徽州的市镇进行比较 ,进而探讨在不同历史地理、区位条件下两地市镇分布、结构与功能的差异 ,以及两地市镇的互动关系与发展的差异。     

明清长江中游市镇与仓储

前此学者对明清市镇或仓储颇多研究,但关注市镇与仓储之关系者寥寥无几。故此,笔者以长江中游为例,对明清市镇与仓储之关系予以论述。明清时期市镇与仓储的关系密不可分。在长江中游地区,常平仓、社仓、义仓均大量设置于市镇,尤其是社仓。这表明,市镇在明清时期仓储体系中占有重要一席,市镇具有明显的社会保障功能,这种功能使其自身的商业机能更加突显。再从市镇仓储的运作机制看,其管理效率不容低估,这种官方督导、民间掌控的仓储模式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南宋浙西地区市镇类型及人口规模探析

南宋时期的浙西是对两浙西路的简称,是当时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带,也是市镇十分活跃的区域,市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超大型镇市往往多达数千户,大规模镇市大多在千户左右,中等镇市多在数百户左右,小型镇市大致在百余户左右;草市的人口数量差距明显,有的达到近千户,乃至数千户,有的仅数十户,甚至几户。可以估算:南宋中期前后,浙西地区的市镇人口总量已有近9万户,逐渐呈现出类似经济都市的特征。     

盛泽市镇及其四乡在三个时段中的成长

盛泽市镇聚落的成长经历了先秦至明初长时段的缓慢演变、明中叶至清中叶中时段的急速推进以及清末民国短时段的冲击与变迁,整个过程既不同于传统时代中国内陆地区绝大部分城镇基于行政与军事中心的主要起源,又与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口岸都市化驱动下的城镇骤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整个过程遵循了江南市镇所特有的发展道路,即由乡村聚落到工商业市镇,进而成为兼具初级行政职能的区域性经济社会中心。可以说,盛泽的兴起与繁荣具有明清时期依附于自然经济体制之内的商品经济的特质;而19世纪中叶以后,它在经济社会的近代突变中得以保全、存续与变迁,则承载了其传统特质的递进与转型。     

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

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在发展形态上大致可分为环城型、手工业型、农业型、交通型等四种基本类型.许多市镇商业发展迅猛,手工业兴盛,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社会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具有类似城市的特征.市镇的发展和兴盛,引发了浙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起步.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形态演变--以浙东南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发展达到高潮,表现在浙东南,一方面,由于军事战略地位的提升,军镇数大量增加,有的军镇已具备经济职能;另一方面,以市为核心的经济性市镇出现了历史性大发展地域分布日趋广泛,商业呈现出繁荣景象,分工逐渐明确,城市的萌芽初具.这是该地生产经营的扩大与乡村阶级分化加剧的产物.但是,在明清时期,江南的市镇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且呈日益加剧之势,如原本处于后发地位的浙东南,跟苏南、浙北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趋扩大.     

市镇宗族与圈层格局

宗族是汉人社会研究的核心论题,商者是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内容。笔者基于杨柳青镇乡研究,提出市镇"商域宗族"论说。认为商号是市镇的空间与记忆符号、基本组织形式,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类型并引导市镇类型,宗族及其延伸组织为农人和商人市民所共有,宗族作为商人天然的内层信任机构具有商营功能;绅商、商绅是市镇宗族的核心圈层,中国式市民社会是绅商、商绅人格的复制或放大。它补充了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模式和施坚雅的市场划分类型,以及华北的商域研究。基于市镇商域圈层和乡社信仰圈层的"圈层格局",可为汉人社会关系结构提供新解析,并对差序格局进行补充。     

近代江南城市化市镇的社会结构

江南地区是近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城市化是指各种不同性质的人口和群体大量集中于特定地域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社会交流的结节性机关”——商业市场、企业、行政组织、警察、交通、教育等机构形成发展于特定社区空间的过程。江南地区由唐宋以来的墟集、草市成长起来的市镇,到明清时期已经发展成发达的商业贸易社区。许多市镇拥有比较固定的街坊制度和商业店铺,同外界建立了广泛的经济联系。经济功能的充分成长,使这些市镇成为和传统行政控制中心的建制城市不同的新型城市。相对于传统乡村社区来说,这些市镇的城市文化特质开始产生,城市度在明显的提高。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市镇城市化对于推进整个江南地区城市化进程,使这里成为全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起着重要的作用。江南市镇的城市化是近代社会史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本文试图在近代江南市镇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前提下,对市镇社会结构的变迁进行初步的探讨。     

明清长江三角洲的粮食业市镇与米市

明清时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市镇蓬勃发展之势颇为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它促进了本地区经济日趋繁荣,而且也因为它促进跨地域的市场圈的迅速形成。此类市镇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作为农业商业化的产物,带有一个显著特征:专业化分布格局。粮食业市镇是该地区仅次于丝绸业市镇、棉布业市镇的第三大类市镇。米市是粮食商品化程度提高的产物,而粮食商品化则是传统农业进步的一大标志。粮食交易市场的存在,调剂了缺粮区与余粮区的流通,有助于农业经济的地区性互补格局的构成。     

江南市镇的再认识:以常州市镇的历史与演变为中心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发展并非苏松一种模式,不是江南所有的市镇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都具有城市的性质.在江南很多地区,市镇在本质上仍是农村地区一般性的商业聚落,主要担负的是农村的贸易集散中心和商品供给中心的职能.     

清代中期信江流域市镇的发展

清代中期即乾隆至道光年间,信江流域的市镇有了显著的发展.工商业人口大量涌入、商业会馆频繁兴修、商运干道大规模扩建、政府派驻机构添设并升级,而且,在商品生产及贸易的基础上,不少市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信江流域市镇的发展既是该区域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促进区域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地区市镇的发育

民国前期,黄河三角洲市镇得到较充分的发育,成为山东省市镇比较密集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农产品生产专业化,促进了商品交换的繁荣和产地市场的形成,这是黄河三角洲市镇发育的主因;胶济铁路的修建,便利的黄河和小清河航运等交通优势,也是黄河三角洲市镇发展的诱因。但是,因为各县的自然、交通等条件不同,造成了黄河三角洲南北部地区市镇发展的差异性。另外,在市镇的密度及专业化水平方面,黄河三角洲市镇发展水平与发达的江南地区也有较大的差距。     

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

市镇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兴起的。它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日渐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感兴趣的课题。在这方面已经作出成就的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台湾学者刘石吉。以往历史学界对市镇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事实上,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城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     

河南省城镇建设的几个问题

城市和城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按本文把城市和城镇两个概念区别使用,如果要合称城市和城镇,则使用“市镇”字样)。建国以来,我省市镇不仅数量上有所发展、规模上有所扩大,而且市镇的职能有了根本改变。但是,1958年以后,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市镇建设工作受到干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方针指导下,市镇建设又有了新发展,特别是由于农业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业结构起了很大变化,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使城镇建设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城镇已成为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心,使更大多数脱离土地的劳动者“离土不离乡”,有效地发展城乡经济,避免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就是说,要合理地建设大中小市镇,以改善工业布局,加快我省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显然,一个社会要获得较好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总是要求当时当地的市镇功能和市镇布局体系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城镇与周围农村如何结合,中型城市与外围城镇如何配合,大型城市与中小城市如何分工协作,整个大地域(全省、全国)的大中小市镇组合成什么样的地区结构才最为经济合理等,都要结合具体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本文拟结合我省的市镇建设(特别是城镇建设)现状,浅谈几点不成     

明清市镇的功能分析——以长江中游为例

明清时期 ,市镇经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成为中国商品经济最有活力的经济成分之一。本文以长江中游(湖北、湖南、江西 )为例 ,试图从五个方面对明清市镇的功能予以剖析 :第一 ,市镇具有服务社区居民的商品交换功能。第二,市镇具有为长距离贩运贸易提供便利条件的商品流通功能。第三 ,市镇具有多元化的社会保障功能。第四 ,市镇具有商品加工及生产功能。第五 ,市镇具有边缘社会的诸种功能     

市镇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初探(1904—1937)

市镇社会变迁是市镇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尚无研究成果从商会会员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存留至今的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档案为中心,通过对1904—1937年间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数量与行业、来源与身份、商会会员与市镇社会变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多项内容的考察,试图为更深入微观地从市场个体身份以及组织建构来把握区域市场网络和乡村社会变迁这项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