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文化背景——以20世纪上半期学术界中国化思潮为视角

学术界中国化思潮萌芽于20世纪初期,产生、发展于20年代,并在30年代盛极一时。这一思潮涉及了社会学、哲学、教育学等主要的人文社会领域,是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最为先进的思想倾向,是时代精神的要求和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是中国革命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也受到学术界中国化思潮的熏陶和影响。研究中国化思潮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学理基础。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

在台湾 ,“族群”一词初用于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 (山胞 )的研究。 1 970年代后期台湾出现“反对运动”以后 ,随着台湾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民进党的建立 ,“族群”一词进入政治生活领域 ,并在后现代“差异政治”和“认同政治”的交互作用下 ,成为构建“政治族群”的“文化”工具 ,在“国家认同”层面和“统独争议”之中发挥着“族群政治”的分化作用 ,是“台独”势力挑起“省籍矛盾”着力利用的工具。这是大陆学界在应用“族群”概念和认识族群理论时所不应忽视的政治向度。     

孙中山“国父”形象在台湾的历史形塑与记忆解构

孙中山作为国父之历史记忆自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已开始建构。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又在台湾地区得到强化。国父作为国家认同之符号,蕴涵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及文化象征意义。在两蒋时期,国父记忆通过节日仪式、物质空间、历史教材及事迹叙说等方式传播至民众心里,对增强国家认同、凝聚民心、维护国体有重要作用,也是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但在2000年民进党主政后,台独分子图谋消解民众的国父认同,关于国父地位问题爆发激烈争议,显现台独势力希望借助于解构民众的历史记忆来实施去中国化的目的。台湾的国父争议问题,反映出现实政治权争对历史记忆的复杂影响。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台湾新故乡——五六十年代台湾迁台女作家的在地化书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在国民党"反攻复国回故乡"的官方主流论述的聒噪中,台湾文学出现了制式的"反共文学"和"怀乡文学"高潮.然而处于其中的迁台女作家却不同于男性的"政治怀乡",她们有别于同时期男性作家的时间叙述,特有的空间意识,使她们最早开始建构自己的第二故乡.丈章分析该时期迁台女作家的散文和小说的在地化书写,分析女作家们如何藉由台湾人事物的叙述体现的"家台湾"意识和"台湾新故乡"的身份认同.     

新文化保守主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挑战:批判与回应

新文化保守主义是当前对主流意识形态挑战较为严峻的社会思潮,该思潮出于其政治诉求,把抨击矛头集中指向了与中国现实联系更为紧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儒化"的产物,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缺乏人性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不具备合理性。由此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极具针对性的现实挑战。能否有效应对上述挑战,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超越民族主义的东欧政党政治——基于全球化和欧洲化的视角

全球化时代,东欧国家的政治环境和政党制度发生了根本改变,东欧政党政治的发展出现新的趋势,过去无处不在的“左”和“右”之间的分野现已变得模糊不清,出现朝中间靠拢的倾向.同时,急剧的社会转型和持续的“欧洲化”进程使东欧国家内部传统的社会认同和族群意识遭遇挑战.东欧各政党针对政治形势和政治体系内相对力量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扩大社会基础,巩固或赢得政权.东欧政党政治开始显现出超越民族主义的趋向.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时期,唯物史观对于这种转型影响巨大。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学术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对象和主体、重心和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学术视野、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新的学术气象和风格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得以开启,唯物史观学理的科学性、变革社会的革命性、实践运用的创新性进一步彰显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枝独秀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崭新局面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开始构建。陈独秀、李大钊、艾思奇、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回顾反思这一进程,既有巨大成就,催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大师,产生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有不少教训。展望未来,解放思想,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反对偏执一途的学风,客观辩证实践看待、分析、研究和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合理走向。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他者化”问题

新时期以来，由于文学理论学科对于现实的介入性以及跨学科的存在样态，中国文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常常由于定位不明而走向自我放逐，成为失去学科自主性的“他者”。这种自我身份的迷失，带来的是话题的不断涌现、原创性的薄弱和学科持续性发展能力的匮乏。客观地说，中国近三十年文学理论“他者化”的发展和演变，受到国内外诸多思潮尤其是国外文学理论思潮的影响较大，也最直接。文学理论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科学化”、“美学化”、“批评化”、“文化化”等，也问接或直接地植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思潮。同时，由于近三十年国外文学理论传入的“准共时性”，所以，中国文学理论的“他者化”，也明显显示出“密度大”、“转向迅猛”等特点。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以“组织化”抑制“割据化”:1911年-1949年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背景、范式和展望

"割据化"的政治权力结构阻碍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社会辅垫。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国家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因此,"组织化抑制割据化"也就成为贯穿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线索。在这个基本线索中,"政党—国家"模式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本范式。"政党—国家"模式以国家主义政党为载体,依靠政党的"组织化"力量,以"一党执政"的政党结构与"政党—国家"一体化的党政关系为主要特征。这种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有利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克服"割据化"的政治权力格局,从而维系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这种范式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客观的历史局限性。     

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上学”的“经”与“纬”——西方哲学的内求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契合

形上追求是西方哲学内蕴的核心价值取向,从而构成了西方哲学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从古代本体论到近代知识论,再到黑格尔逻辑学及其开启的现代哲学的演化,并非是形而上学逐步消亡的过程,面是形而上学不断克服旧形态、走向新形态的自我跃迁——如果用斯特劳森的范畴来表达,即形而上学的修正与描述史.同样,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演进逻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跃迁理路正相契合.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的30年、改革开放启动至20世纪末的20年、21世纪初的10年这三个阶段,西方哲学中国化走过了从接受到辩证、从辩证到认同、从认同到融通的演进过程,学界对西方形而上学的重建趋向获得了日益清晰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台湾——1949年后历史与现状概述

1950年代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台湾唯有少数官方"反共"专家能够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从而训练出岛内第一批为官方政策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1980年代后,岛内政治风气渐开,留学欧关的知识分子带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派理论,引发岛内"新马克思主义热",持续至1990年代初.同时,左翼运动内部也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分析台湾社会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台湾有着与西方接触密切、偏重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研究、贴近社会现实等特点.     

近20年台湾文艺思潮导论

"解严"前后至今是当代台湾社会和政治剧烈转型的历史时期,也是当代台湾思想转折的年代.如何理解和描述当代台湾思想史的这一重大转折的脉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这一时期台湾地区文艺思潮发展十分复杂,"后殖民批评"、"本土论"和"左翼论述"三大理论思潮相互绞缠,各种"台湾论"竞相登场,相互角逐,交锋辩证.一系列的充满歧义的话语显示出理论的紧张与思想的焦虑.     

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面对近代的文化认同危机,中华民族选择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建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来的中国化历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立足于当前中国现实实践、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铸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形式,由此成为在今天中国社会得到广大人民认同的主流文化。在当前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在民族文化认同遭遇新的挑战之时,中华民族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化解民族文化认同危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现代性视野下哈葛德小说的近代中国经典化建构

近代中国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期。现代性思潮萌芽、发轫与兴起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在这一历史语境下，表征西方现代文明思想与文化经验的哈葛德小说经过广大翻译家的译介、媒体的大力传播与读者的广泛接受，完成了其近代中国经典化的建构之路，成为了中国的英国文学经典。在现代性视野里考察哈氏小说的近代中国经典化历程可看出，社会转型的思想需求是外因，哈氏小说的现代西方文明思想是内因，其经典化的整体路径揭示出西方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历史语境实现了完美的契合，具有重要的社会精神价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再探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含义,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特殊情况相适应,并使马克思主义可操作化、行为化,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自己的特殊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有明显差别.一大党纲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结合起来,制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纲领和政策,因此,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视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应为中共二大.     

语言、社会认同和少数族群

语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社会认同借以产生的载体和工具。族群语言的改变往往反映出族群内部、族群与族群之间认同结构乃至社会秩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和谐社会必将是一种在社会统一体内部族群间认同程度较高的状态,在语言方面就是要实现多族群语言和谐共生的繁荣局面。少数族群在获得积极的社会认同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存在语言适应困境,其族群语言较容易被转用甚至消亡。国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正确处理集团内认同与集团外认同的关系,帮助少数族群提升自我价值,合理地构建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     

制造共识:“像化”中国形象的建构策略

全球化语境下,探索一套以中国实体形象为基础、以政府宣传为主导、以国家意识形态为牵引的"像化"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尤为重要。"像化"中国形象要以富有活力的意义形式来重新描述时间和空间,重新阐述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重新表征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典型场景,才能构建表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象"神话",再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塑造典型"像化"形象、提升情感关注度,突显"像化"形象刺点、强化情感体验,消除"像化"形象歧义、构建情感认同,是"像化"中国形象的基本塑造策略。采取适宜的传播强度、促成认知接受,选择恰当的传播时机、形成认知关注,建立多层次传播渠道、构建认知空间,拓展互动传播平台、增强认知理解,是"像化"中国形象的基本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