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进口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研究

本文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出发,阐述了服务贸易进口影响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传导机制,运用中国和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进口对TFP增长的影响,并且计算出TFP增长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结果表明:①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无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则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即使考虑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这一结果依然不变;②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强度低于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要的最适强度,但OECD国家已经超过了最适强度;③中国国内R&D投入所需要的最适强度低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要的最适强度.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间品进口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微观证据

我国对加工贸易进口豁免关税而不豁免非关税壁垒。在国际产业分工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促使中间品进出口往来大量增加,中间品进口遭遇的非关税壁垒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增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化纤制造、机械、机电与通信设备制造等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行业,并且不同产品间遭遇的TBT差异程度较大。通过交互匹配我国TBT数据、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产品进口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间品进口遭遇的TBT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设置的TBT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扩大进口规模和来源地结构效应显著促进本土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并且对大型企业、外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低污染以及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更大,此外该促进效应随着企业从事来料加工贸易份额减少而逐渐增强。本文补充了进口贸易政策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绩效的经验证据。     

知识产权贸易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跨国样本的内生性检验

选择跨国样本数据,采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检验了知识产权贸易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样本中知识产权出口显著促进了贸易国环境结构效应改善,知识产权进口显著促进了贸易国环境技术进步。分组检验发现知识产权进口和出口均显著促进了知识竞争力强国的环境技术进步,知识产权进口显著促进了知识竞争力弱国的环境结构效应改善。     

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兼顾绿色生态与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衡量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数字经济、产业链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作用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产业链创新间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规模、级别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子维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数字金融的直接效应更大、互联网发展的间接效应更明显。     

进口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通过对已有企业层面进口产品质量测算方法的改进,从进口产品质量角度研究了我国进口促进政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从一般贸易的进口来看,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进口资本品质量的提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表现为倒U型;技术溢出和市场扩大是企业进口产品质量促进创新的两个显著性路径,但是,降低生产成本路径不是影响企业创新的显著性路径;进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加了企业持续创新的时间.本文的政策启示是:中国实施进口促进政策具有合理性,实施积极的进口贸易政策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R&D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

 本文论述了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同时考虑自身吸收能力的影响，研究了R&;D、R&;D溢出以及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R&;D投入的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提高都具有推动作用，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作用都不显著；R&;D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国各地区还没有达到吸收能力的门槛，不能充分吸收R&;D国际溢出。     

中国对外贸易空间溢出效应的测度

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将中国301个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修正以往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参数释义,基于空间Durbin模型的检验显示：中国对外贸易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溢出仅提升了所在区域和毗邻区域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无助于技术进步率提升;外贸空间辐射能力有限,仅提升一阶邻域的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ICT投资、互联网普及和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12年我国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测算,并基于我国地区投入产出表构建了ICT资本投入强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就ICT投资对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ICT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主要通过ICT投资促进技术效率提升实现。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只有达到一定互联网普及率时,ICT投资促进技术效率提升的作用才显现,并在高互联网普及率时进一步增强;但在高互联网普及率下,ICT 投资对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表现为ICT 投资的促进作用消失。因此,现实的ICT 投资应重视通过信息化管理提升行业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以最大化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应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和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以深度激发“连接经济”对于释放ICT效能的互补性作用;还应注意配套相应产业政策,以减轻互联网发展对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     

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估算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指标,采用索洛余值法对1978~2009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算,发现资本和技术是兵团经济最主要的增长源,兵团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建议兵团在优化产业结构的同时也要优化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提升全要素贡献率,从而促进兵团经济待续、健康发展。     

国际资本流动、对外贸易和金融发展对新兴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资本流动和对外贸易是新兴经济体融入外部经济的两种基本途径,金融发展是其重要的内部推动力。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将会面临怎样的难题？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资本流入、进口资本品与服务是新兴经济体技术溢出的重要途径,金融深化对其所带来的技术溢出起到了媒介作用;资本流动与贸易又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彼此之间形成了交互效应;新兴经济体的技术效率总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在效率值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新兴经济体对国外资本、技术与市场存在着路径依赖,这已成为制约其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     

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本文在测度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剖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量增和质增的作用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一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一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中均稳健成立,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高技术中间品先发企业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还容易导致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后发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被俘获者和尾随者;二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通过抑制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和科研人员规模扩大来加剧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远高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中国承受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压力可能远高于其他国家;三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是经济量增和质增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经济量增和质增战略与降低中间品进口依赖战略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一潜在冲突也证实了中国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测算及其国际比较

本文构建一个分析进口商品技术结构的新框架,对中国进口商品技术结构、各类进口商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变化进行了分析,并把中国与8个发达国家、8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品技术结构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2000-2010年期间,中国进口商品的技术结构高度整体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近年来,中国进口技术结构高度增长相对较快,目前,中等技术工业制成品是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不同类型国家向中国出口的商品结构不同,发达国家向中国主要出口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向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和金属类制成品;发达国家垄断了中国中高技术工业制成品进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在中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增加速度较快,日本高技术工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水平较低、进口规模较大,美国、德国、法国的比较优势水平较高、进口规模较小。增加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高技术工业制成品是中国今后的重点方向。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及形成机理研究

借鉴Diebold和Yilmaz（2012）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思想，利用14个主要经济体2003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测算了其溢出效应,并对形成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测算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整体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该溢出效应对突发大事较为敏感，而对于可预期世界大事则较为迟钝。在控制了个体和时间效应后，进行面板固定效应的FGLS估计，实证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及其波动对溢出效应的偏效应均为正，且波动值的估计系数远高于水平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体现为波动溢出效应。由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可知，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对外贸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水平值、波动值及交互项估计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变大，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溢出效应起主要作用的因素随之变化。为了更好抵抗来自其他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污染，各国应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少国际依赖。     

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贸易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

国际贸易和FDI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两个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岭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得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正处于对外贸和外资的技术溢出有正向效应的阶段,FDI对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敏感度更高。国内R&D投入对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在知识产权保护下国际技术外溢和扩散作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外部推力。但现阶段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仍然偏低,执法力度薄弱,削弱了我国对国外FDI技术溢出的吸收水平,影响了外资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     

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的影响

中间品进口作为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对促进一国生产及出口结构升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进口产品种类变化的利得视角,考察了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企业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效应。研究显示:企业从国外进口更多种类的中间品有助于促进其出口复杂度的提升,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更换核心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检验后,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从影响机理上看,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主要通过“产品创新”的直接途径和“生产率提升”的间接途径来推动企业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此外,受进口来源国类别、企业所有制形式以及行业技术特征等异质性因素的影响,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张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程度存在不同。本文从经验上证明了“以进口强出口”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对评估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扩大进口”政策的经济效益,以及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基础设施对县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计量检验

线性模型下的研究大都肯定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促进作用。放宽线性模型假设,以1 183个县域为样本构建空间Durbin模型,检验基础设施对县域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实体性基础设施(城市化建设和通讯)弱化了所在县域TFP,对毗邻县域TFP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作用;社会性基础设施(教育和金融服务)提升了所在县域TFP,但对毗邻县域TFP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溢出。一方面说明实体性基础设施会加剧城市对县域的空间剥夺,另一方面又说明县域间对金融信贷和人力资源的空间争夺。因此,在将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反经济周期政策工具时应更为谨慎。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全球价值链调整的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参与度与地位比较

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重构和调整,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被赋予新的内涵。文章从中间产品和增加值贸易视角,基于WIOD数据库和WWZ模型对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008年以来,制造业国内增加值DVA和RDV比重上升,国外增加值FVA比重下降,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多环节生产的能力不断提升;2004-2018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度缓慢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呈下降态势,但前向参与度上升,中间产品出口增加值占比提升;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在参与分工中价值链提升及产业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异质性的影响。资源禀赋和生产环节技术密集度差异影响不同技术水平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和地位;计算机光电设备、纺织服装等制造业前向垂直专业化(VS1)程度有所上升,从依靠进口中间产品逐步向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国位置转化。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基于广义假设抽取法的分析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构建了多区域假设抽取模型,实证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增加值贸易的效应。研究发现:(1)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有助于提升自身对各行业的增加值消费,也有助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增加值贸易以及其他国家的增加值消费,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增加值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2)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对不同的国家影响不一样,对美国、日本的增加值进出口影响较大。(3)全球价值链下中国的各行业增加值贸易的效应大小并不一致,部分行业的作用大于其他行业,例如农、林、牧、渔业的内部效应大于其他行业。根据以上结果,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下,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增加值贸易,其他国家也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另外,在采取进出口税率调整等政策扩大增加值贸易时需要注意行业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