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考察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我国实现低碳发展的环境治理手段之一,能否兼顾环境治理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红利是考察其实施效果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我国2000—2018年省级样本数据和2011年设立的碳交易试点,采用双重差分法综合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和产业升级效应。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具有较为显著的“双重红利”,即能够有效实现试点地区碳减排的“绿色红利”和产业升级的“蓝色红利”;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具有即时性和逐渐强化的典型特征,从长期来看,减排效应始终显著且保持不断提升,而其产业升级效应则存在时滞性,在短期内难以奏效;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邻地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对周边地区的碳减排和产业升级呈现阻碍效应。     

退出政府补贴与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能否兼得？——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准自然实验

在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与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背景下,本文利用2013年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利用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规制方式可以达到双赢,即实现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与激励企业提高经济绩效的双重目标。本文获取碳排放权交易首批7个试点省份重点排放工业企业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方法验证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通过剥离工业企业的政策性负担,硬化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引导工业企业退出政府补贴的同时,却并未导致企业经济绩效的下滑。机制检验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会率先激励试点重点排放工业企业增加R&D投入,并通过研发创新的补偿效应弥补企业的减排成本,提高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绩效。本文还进一步发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有效推进高耗能工业企业形成以优质企业为主导的发展格局,市场地位越高的优质企业业绩提升幅度越大,产业链上游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碳配额管理严格地区企业经济绩效的内部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的实证检验结果为如何处理好“碳中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政策选择依据,也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设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

文章以甘肃省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估计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减排效果逐步增大。研究期内,政策启动后第1年碳减排率为11.16%,次年为11.73%,至2019年减排率高达42.85%。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居民环保意识增强四个渠道作用于碳排放。因此,在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过程中,需要及时总结试点经验,扩大试点范围,并针对试点过程中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保障政策预期效果的实现,同时要探索试点政策促进碳减排的多维路径,促进地区经济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政府碳排放管制政策对电力企业经济行为的影响

政府通过碳排放量上限、执行严厉程度及碳减排扶持政策等管制政策会影响碳交易市场中碳排放量的稀缺程度，控制碳排放价格稳定，实现政府控制碳排放总量目标。文章认为，碳排放价格是一种重要的市场信号，碳排放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不同电力企业的经济行为决策，推动社会资金合理流动，优化能源结构。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空间面板研究

文章以STIRPAT模型为框架,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的“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际人均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8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环境污染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工业SO2去除率两种环境规制指标存在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污染物排放相对指标对碳排放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规制的联合效应可以削弱单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也可以通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间接削弱“绿色悖论”效应.技术进步的碳减排效应总体来说变化幅度不大.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等考察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于控排名单中上市企业的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高污染企业,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强化高管可持续发展意识来提高企业履行ESG的积极性,尤其对ESG分项指标中的E和S影响显著。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减排效应研究——基于ETS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文章选取2010—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行业样本数据，利用双重差分和最近邻匹配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ETS试点政策划分为五个时期，探究中国ETS试点政策的减排效应。结果表明：ETS试点政策各阶段均能显著降低试点省份行业碳排放，但各阶段减排效应差异较大。试点政策发布初期，总量管制通过降低配额供给，提高企业合规成本和对碳排放权的需求，倒逼高碳排企业主动减排；试点政策实施后期，总量管制的冲击效应减弱，碳交易的市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分析

低碳发展是推动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文章选取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创新性、均衡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及公平性五个维度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效应,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且二者呈现反向影响关系;（2）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经济关联地区产生空间阻滞效应;（3）碳排放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空间效用存在差异,表现为对稳定性、均衡性、可持续性方面存在空间阻滞效应,对创新性及公平性方面存在的空间效应不显著。因此,加大中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投入,积极推动各地区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结合各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合理化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双碳”目标下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

电力部门是我国碳排放量最高的部门,明晰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是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关键环节。在“双碳”目标约束下,文章构建我国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两阶段分配模型。第一阶段,以2030年电力部门碳达峰总量控制为目标,以公平、效率、可行性以及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构建基于CRITIC-TOPSIS方法的省级电力部门碳排放权初始配置模型,确定初始分配方案;第二阶段,以提升碳减排效率为指引,基于零和收益-数据包络分析模型（ZSG-DEA）对第一阶段得到的初始碳配额进行优化,获得处于效率前沿的改进分配方案。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实现电力碳达峰的碳强度减排压力和碳总量减排压力高度趋同;不同地区之间的碳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中部和东部地区电力部门的整体减排压力相对西部地区较大。     

农业源碳减排的进化博弈分析

农业源在节能减排和碳汇决策中的行为模式事关我国2020年碳减排承诺目标能否有效实现。文章基于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有限理性的农业源各农户之间、农业源农户与非农业源企业之间采取不同策略的群体比例的动态变化以及进化稳定策略的对应条件,认为政府税收、补贴的干预力度和农户减排本身产生的环境收益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有效实施,可以改变农业源的博弈得益矩阵,进而诱导农业源各农户选择碳减排策略。     

土地城市化推进的空间减排效应: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

本文基于土地利用方式转变影响产业结构的分析思路,将空间碳排放纳入动态最优化模型,理论剖析土地城市化推进的空间减排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而将半参数与参数空间模型相结合实证考察不同类型土地城市化的空间减排效应,并重点检验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整体上存在倒U型关系,相较于以建成区面积表征的广度土地城市化,夜间卫星灯光数据表征的深度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的倒U型关系更加典型且边际减排效应更为显著;分区域来看,仅东部地区土地城市化与碳排放保持稳健的倒U型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呈现正向单调关系;长期来看,广度土地城市化对周边地区碳排放具有抑制效应,而深度土地城市化则具有持续的促增效果;产业结构在土地城市化发挥空间减排效应的过程里中介作用显著,且这一中介效应具有非线性特征;土地城市化具有空间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双重效应。本文据此提出,土地城市化推进应基于地方发展现状积极调整推进模式,强化区域联动发展和协同减排,同时把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渠道,拓展土地城市化空间减排效应发挥的多元路径。     

中国CO2排放变动的结构因素分析——一个包含贸易结构的分解模型

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出2002-2007年度中国隐含碳排放总量和分部门的排放量,并应用结构分解法研究了排放强度、生产技术、国内需求结构、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五个因素对隐含碳排放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排放强度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动是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技术、贸易结构和经济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影响.从部门结构上看,贸易结构因素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分布特征的变化,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贸易结构的变迁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最小;另外,虽然直接碳排强度明显下降,但受碳排强度因素和生产技术因素共同影响的完全碳排强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反映出能源政策在各部门的实际效果受到生产技术的影响.     

“资源诅咒”的成因研究——基于经济结构变化的视角

基于经济结构变化的视角,通过构建一个拥有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两部门经济模型,提出了一个关于＂资源诅咒＂成因的解释框架。研究表明,封闭经济中,＂资源诅咒＂不会产生,而在开放经济中,资源产品在当地较低的加工度、较高的资源禀赋水平、较高的资源价格水平会是资源从＂福音＂走向＂诅咒＂的重要原因。     

碳排放的结构影响与效应分解

 本文从碳排放系数的角度推导了总量变化的SDA分解模型,从社会经济发展视角构建了LMDI分解公式,从而讨论不同时期碳排放量变化的影响因素。文章以云南省为例,运用云南省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以及 4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实证分析。SDA计算结果表明：消费与投资扩张效应是碳排放增长的贡献源泉,碳排放强度变动效应是节能减排的源动力;LMDI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 增长是拉动云南省CO2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能耗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根据计算结果,文章提出了低碳经济条件下云南省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     

重点行业碳减排是否会导致行业间的碳泄漏

本文基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分析了高耗能工业和能源行业等重点行业碳减排是否会导致行业间碳泄漏的问题。结果显示,重点行业减排并未引致行业间的碳泄漏效应,而是实现了整体减排的“扩散效应”,各行业的碳排放量均呈现了下降特征,价格体系和投入产出结构两个方面的变动佐证了这一现象。一方面,重点行业减排导致高耗能工业、能源行业生产成本上升以及低耗能工业、建筑业中投入要素成本增加和产品价格上升,因而高耗能工业品、能源产品消耗增加的“回弹效应”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在重点行业碳减排的影响下,各行业有效控制和降低了中间投入中高耗能产品和能源产品的使用,存在着紧密产业关联的能源行业、高耗能工业、低耗能工业、建筑业中间投入下降的幅度相对较大,对碳减排的贡献程度较高。     

中国投资增长促进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吗——基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针对中国目前的劳动要素变化情况,从理论及实证角度来研究中国各区域2001-2010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存在与大小,结果显示考查期各区域都存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但进步指数在逐年下降,且同期相对落后地区的进步指数,普遍要高于相对发达地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相对不发达地区应注重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充分利用技能型与非技能人才边际产出比相对较高的特征来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发达地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指数较低,解决技能与非技能型人才协调使用的同时,应注重企业与地区间的研发联合,促进更高级别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吸纳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实现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     

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

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正式实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2004-2017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系统评估环境信息披露对工业污染物排放的影响。克服环境信息披露的测量困难与内生性问题,首次考察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果,并借助数理模型对其影响机制进行规范阐释。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显著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且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期性;同时,减排作用会随地区环境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力度的增强而呈现递增规律;此外,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其传导机制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转型和减排技术进步。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提供了平行趋势、工具变量、安慰剂等多种方法的检验结果。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关系的相关讨论,为提升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水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碳排放转移效应研究

本文将区域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并构建相应的碳排放账户,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试图从价值链渠道、区域（国别）流向、部门结构和影响因素等角度解释中国各区域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移效应。结果表明,国内贸易的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通过国内价值链实现并且以中间品贸易为主,而国际价值链对于对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的贡献程度更大;国内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国外增加值排放转入主要流向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入世后,碳排放强度和增加值系数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国内-外贸易增加值排放转入,而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的变动效应则相反。本文结论对于如何协调国内-国际分工、调整国内产业和减排布局,有效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外贸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技术进步的来源、方向与工业节能减排

运用偏向性技术进步理论,构建了CES生产函数形式下的内生增长框架,研究了技术进步的来源和方向对工业节能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后危机时代技术投入增长,如果没有政策干预,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引进技术支出使技术进步更偏向于资本增强和能源使用;而能源价格降低激励市场主体更多地投入研发于非能源要素使用,在替代弹性小于1的条件下,非能源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反而增加了能源消耗。因此,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要素结构调整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要通过政策干预,增加能源增强型科技投入的补贴力度,扩大能源增强型技术设备进口关税优惠,寻求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     

碳管制效率、政府能力与碳排放

 在碳约束时代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赢发展的要求下,探索兼顾发展与控制的平衡路径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构造了一个引入随机边界分析的STIRPAT模型,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研究政府能力和碳管制效率对控制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显示,过去10多年来,各国的碳管制效率并没有太大的改进,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表明各国在探索提升碳管制效率以及有效控制碳排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碳管制效率总体上位居世界前列,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但低于日本,碳管制领域的法制力度和政府效率是影响中国碳管制效率提升的主要因素,而加强政府能力将有助于提升碳管制效率,进而促进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