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创新能力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节能低碳”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节能低碳”政策带来的环境规制效应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排他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节能低碳”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大型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而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本研究还发现,“节能低碳”政策引致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效应,据此从环境规制视角解释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的事实与机制。本文的研究为如何合理利用环境政策推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制造业产业集聚、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基于空间相关性，采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模型，考察制造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分析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对于经济情况不同的地区和技术含量不同的产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作用存在差异；此外，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9年中国环境和制造业的有关数据,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在基于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础上得到结论: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并且环境规制增强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文章基于长江三角洲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2007—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带动绿色创新,绿色创新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为此,应当合理实施环境规制,确保政策激励效应;加强绿色创新激励,保持创新驱动效益;综合运用政策手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

文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深入研究了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推动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科技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效率在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在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中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但对制造业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存在时间异质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度化和合理化转型升级的影响均存在空间异质性,对沿海区域的影响效应比内陆区域更显著。     

环保政策对“中国制造”生产效率的影响

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38个产业的数据,分析了环保政策对“中国制造”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较严格的环保规范会刺激厂商提升生产效率;环保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行业差异;环保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产生的生产率效应比低污染企业更为显著;此外,环保政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政府对污染企业实施更严厉的环保政策可达到环境改善和效率提升的双重效果,但环保政策应考虑产业差异,并应制定配套措施协助厂商进行环保改造.     

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与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

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手段。作为碳排放的重要主体,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创新的实现仍是较长时期内的研究重心。文章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动态能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分析了政府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强动态能力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且受到环境规制和市场竞争程度的调节,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低碳政策试点、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

“双碳”目标下,为了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文章利用准自然实验法,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低碳政策试点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低碳政策试点实施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且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剔除直辖市等方法检验后仍然稳健。低碳政策试点对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较强地区企业、“两高”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效果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在低碳政策试点改善企业环境绩效过程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创新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数字普惠金融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在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同时,结合数字经济对环境规制影响产生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途径,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倒U”型趋势,并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上同时具有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与出口绩效相互影响效应分析——基于重污染制造业的考察

文章立足于贸易与环境规制的相互影响效应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意义的重污染制造业作为研究对象,借鉴Ederingcon和Minier的研究思路,建立基于中国出口贸易和环境规制特征的两公式贸易-环境模型,通过联立方程回归估计得到具有启发意义的结果:中国的环境规制与出口贸易的互动僵硬且不平衡,环境规制对污染品出口影响微弱,但受污染品出口地位制约严重.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应系统考虑出口贸易与环境规制的制衡关系,运用政策组合推动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提升环境质量.     

怎样的制造企业更愿涉足服务业务?———“服务化困境”问题的生产率匹配探析

本文关注于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过程中的产业效率因素,设计了差异化产品模型。在需求层面,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具有互补性;而在供应方面,企业在产品生产和服务之间在专业知识分配上存在竞争。理论模型提供了对制造企业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计量评估。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制造业版块中的企业数据,通过使用具有异质性的Fractional Probit 模型控制内生性并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模型推导和经验估计指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针对四个行业部门的检验也证实服务化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U”型关系也存在差异。企业所处行业环境、所在区域以及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内在特征对于“服务化困境”的表现都存在差异性的影响。     

中国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模型与非竞争型I-O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2-201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延长表),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出我 国各产业部门的隐含碳排放,并将其引入到碳排放效率测算模型当中,再利用三阶段DEA模型将外部 环境和随机干扰因素剔除,从而得到更加准确客观的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水平。实证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整体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还处于较低水平,且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隐含碳排放效率水平差 异显著。根据第三阶段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放效率历年均值的聚类分析可知,农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批发零售及餐饮业及其他服务业处于高等效率水平,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煤炭采选业等处于中等效率 水平,而资源依赖、创新能力较差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处于低等效率水平。外部环境对各产业部门隐含碳排 放效率影响显著,影响方式主要有三种,即“交叉型”“重合型”和“平行型”。 “交叉型”产业部门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外部环境对其影响先提升后抑制;“重合型”产业部门主要以第一、三产业为主,外部环境 对其影响甚微;“平行型”产业部门主要以资源型行业为主,外部环境对其影响就具体行业而定。     

高铁开通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地区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将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5-2017年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倍差法并借助匹配倍差法和安慰剂测试等稳健性检验工具,对高铁开通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在短期和长期都对沿线城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高铁开通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主要表征为对农业技术进步的推动而非对农业技术效率的改善;高铁开通有助于强化城镇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以及产业结构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反哺作用。在我国高铁建设纵深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应将高铁建设纳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政策工具,借助高铁开通的杠杆效应进一步发挥好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带动作用。     

提高排污费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兼论对我国环保税开征的启示

考虑到我国2018年首征的环保税是由原排污费采取“税负平移”方式改制而成,本文以国发〔2007〕15号文颁布实施后各省级政府陆续调整二氧化硫(SO2)排污费标准为准实验;以2005-2014 年深沪股市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研究了SO2排污费标准提高带来的企业创新效应,并以此探讨对环保税政策的相关启示。研究发现:排污费征收标准的提高总体上抑制了企业创新,然而当环保税税额提高到一定程度,环保税征收可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对我国环保税改革的启示在于,需进一步提高我国现行环保税税率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本文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外生政策冲击并采用DID 模型,相对有效处理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对由原排污费改制而来的我国环保税的进一步完善具有相应的政策指导意义。     

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理论与实证分析

利用竞争均衡模型,基于劳动力要素流动视角,对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结果表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拉大企业间的利益差距,促使劳动力流向高利润企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随后以中国2000-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还能够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产生间接作用,能够通过前者促进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通过后者促使劳动力从第三产业向第一、二产业回流,前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后者。此外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效应还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东-西-中"递减趋势。     

银行业“松绑”与企业“走出去”: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直是金融发展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以国有银行为主的结构出现了重大变革,银行业竞争程度不断提高。关于银行业竞争的经济效应存在“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两个假说,本文尝试在银行准入管制放松政策的背景下和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情境下,利用匹配的微观层面数据来实证检验以上的假说,主要得到以下几个结论:首先,银行业“松绑”有助于企业“走出去”; 其次,采取倾向性得分匹配方法应对样本选择问题, 并用工具变量方法应对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最后,银行业“松绑”引起的融资成本下降是银行业“松绑”影响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渠道,企业“走出去”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本文的研究为银行业改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并验证了中国情境下银行业“松绑”的“市场势力假说”和“信息假说”,有助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经济效应,对更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的统计检验

劳动力成本是否影响我国工业结构？进一步,对我国工业结构调整将产生怎样影响？针对该问题,本文利用中国2001-2013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面板模型,检验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单位劳动力成本与工业结构调整呈现“U”型关系：当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于门槛值0.1246时,其对工业结构调整产生负面影响;而当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于该门槛值时,其对工业结构调整具有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涵义是,政府和企业应该以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为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方式,积极引导和促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     

财务柔性能力与中国上市公司持续性创新——兼论协调创新效应与自适应效应

基于财务柔性组织理论,本文利用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非金融类公司微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检验分析了企业财务柔性能力对持续性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财务柔性对持续性创新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本文探讨了财务柔性可能存在的“协调创新效应”和“自适应效应”两种机制。协调创新效应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储备的财务柔性能力能有效协调内外部资源,释放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从而正向促进企业持续性创新。检验结果还显示,企业主动地调节财务柔性储备,能够在不同维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下发挥“自适应效应”,助力企业实现持续创新的目标。总体而言,本文结论改善了企业断点式或阶段式的创新投入方式,切实提升了企业自主研发能力和质量,对`实现我国创新“量质平衡”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

本文使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从工业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正向变动,引起环境规制强度增大,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却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基于不同要素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长期互动机制,但短期互动机制并未显现;(2)二者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分别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异;(3)在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技术密度较高、规模较小、垄断程度较低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强度的短期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调和这一矛盾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