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行业特征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通过选取2011—2020年工业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和轻污染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行业盈利能力和竞争水平两个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绿色投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存在异质性，在轻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负向影响，在重污染企业中，绿色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U”型影响。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竞争水平对轻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关系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盈利能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负相关阶段、正相关阶段均存在逆向调节效应，行业竞争水平对二者负相关阶段存在逆向调节效应，对二者正相关阶段存在同向调节效应。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战略选择与绩效分析

本文以2003-2015年沪深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组织特征、战略目标、战略需求差异,将其划分为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动态考察制造业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其服务化战略的选择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差异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战略选择意愿不一致,衰退期企业意愿最强烈,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不明显.第二,制造业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服务化“绩效效应”程度也有差异,成熟期企业最明显,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成长期企业次之,与企业绩效呈“反L型”关系;衰退期企业最小,与企业绩效关系不明显.该研究结果为处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制造业企业实施服务化战略提供了参考依据.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比较研究——基于Malmquist-DEA模型的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产业生产效率最有效的经济指标,为此采用Malmquist-DEA法对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及其三大类别行业在2006—2016年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在制造业三大类别领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皆高于长三角地区,但整体波动变化情况也较长三角地区更为明显;京津冀地区制造业技术进步增长率、技术效率增长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同样都高于长三角地区;六省市中,天津和上海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高于所在地区整体水平,上海和北京制造业是效率型增长,江苏、浙江和河北制造业是投入型增长,天津则介于两者之间;上海和河北在制造业各类别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不同水平的相对均衡,而制约北京、天津、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短板领域各有差异。     

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门槛效应分析

通过我国27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开放经济环境下农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不同地区随着其开放度不同,农业FDI对该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不相同,具体来说,出口依存度低于6.404％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负效应,在6.404％和21.715％之间,影响不显著,而高于21.71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效应,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呈现“U”型特征,而对外投资率存在单一门槛,当地区的对外投资率低于0.2955％时,农业FDI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效应.     

卖空机制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在理论提出卖空机制“信息增益效应”和“压力减损效应”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卖空机制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卖空交易机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表现为放松卖空管制后上市公司的技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的变化率均有显著提升。渠道检验发现,卖空机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提升效应主要通过畅通信息传递、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发挥作用。此外,较之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卖空机制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表现得更为强烈。本研究推动了微观金融和宏观经济增长的融合,并为资本市场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基于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的生产函数模型及其检验

一般生产函数模型中的劳动力投入概念存在两方面缺陷:一是从资源角度看,没有充分体现劳动力投入和人力资本之间的区别;二是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没有企业经营总费用概念全面。文章将人力资本因素归入到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素中,用企业的总费用理解为企业在一定投入资本和生产率水平下的需求,提出了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下的生产函数命题,并实证检验其正确性。     

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测算、变化机制与政府干预效应

本文利用改进的APG模型框架对中国各省份地区制造业部门生产效率增长进行分解和测算,并针对导致中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主要的发现是：技术效率和企业净进入是推动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要素配置效率对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增长的贡献非常有限,由此验证要素市场的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内在因素。进一步的检验发现是,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制造业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动因,这种干预效应总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更为细致的分解结果表明,政府干预对于资本要素配置效率的作用效应呈倒U型关系,而对劳动要素配置效率呈U型关系。这些检验结果均证明,全面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导向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对微观经济部门的扭曲性影响,是维持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改革措施。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相关数据,采用基于随机前沿模型的方法对其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分析制造业整体的TFP变动率、技术进步率以及技术效率及其变动率的趋势;并且将制造业各行业按照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深入分析不同类别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     

我国企业集团背景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研究

文章以我国2007年具有企业集团背景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检验了股权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制衡与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股权集中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最终所有者拥有上市公司的所有权、控制权均与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保持股权结构一定程度的制衡,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企业发展.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文章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微观统计数据,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企业金融发展与企业TFP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当期企业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相关关系,而滞后一期企业金融发展则对企业技术进步指数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产能过剩到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一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变研究——以北京为例

分析产能过剩到供给侧改革各阶段一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有助于推进改革的实施。以北京一般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涵盖产能过剩和供给侧改革四个阶段的2000—2014年18个细分产业面板数据,经三轮逐步估计并进行模型结构形式检验,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分解效率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北京一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滑,年均下降1.5%,主要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不断恶化;四个阶段中基础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大幅高于都市制造业,源于基础制造业有较高的资本产出弹性和技术效率;各细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较大,主要源于技术效率的差异。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实体企业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展金融活动,其经济后果广受关注。以2008—2019年中国A股市场实体企业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发现,现阶段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加深会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会表现出“套利”而非“反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的金融化选择行为会降低商业信用与经营业绩,从而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分别证明了“金融化程度—商业信用—全要素生产率”与“金融化程度—经营业绩—全要素生产率”两条作用路径的有效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以及融资约束程度具有调节作用,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作用在金融生态环境较差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促进资源更多投入实体经济、净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企业资源配置结构等措施,优化实体企业的金融化选择。     

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分析

文章运用DEA及Malmquist方法,以我国2011-2015年15个汽车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数据为样本,测算了该行业技术创新的效率.研究表明:我国汽车制造业技术创新效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动态看,我国汽车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下降”趋向,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来自于技术进步的驱动,而技术效率恶化却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研究——基于我国287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制造业服务化影响创新发展的理论机制,并利用我国287个地级市制造业行业部门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服务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提高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利于增加创新资金和知识要素投入,进而推动城市创新。从城市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城市较中西部地区城市、一二线城市较三线及以下城市、高创新力城市较低创新力城市更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省会中心城市的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一定的溢出作用。从技术要素异质性来看,分销服务化、金融服务化和科技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创新效应的主要作用来源,实质性创新更能发挥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拓展研究发现,相较于增加投资、扩大出口和给予税收优惠的城市发展策略,提高劳动收入、促进外资进入和加大行业补贴更能强化制造业服务化的创新效应。本文对于制定因地、因城制宜的创新发展政策具有一定启示。     

全要素生产率的Levinsohn-Petrin半参方法的测算和比较研究：1999—2006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

本文使用1999至2006制造业企业数据,比较Levinsohn—Petrin方法和OLS方法对生产函数估计结果的异同,验证了LP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性。在方法比较的基础上侧重选择LP方法测算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以企业生产率为基础计算制造业各子行业、各地区以及三个企业群的生产率并进行比较分析。     

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ML生产率指数及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及ML指数测算了资源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然后通过SYS-GMM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2004-2013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倒退且不具收敛特征,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尽管如此,仍有一半左右的工业行业在绿色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②较高的技术水平、合理的产权结构能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资本深化、不合理的能源结构阻碍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③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尚未越过“波特拐点”,外商投资能提升技术进步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还未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规模并无直接关联.     

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共同前沿、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探讨了碳排放约束下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动态演进和影响因素等问题。研究发现，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特征，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是超变密度，其次是地区内差异，地区间差异的贡献率最低。我国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极化特征和“俱乐部收敛”趋势。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正向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促进了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本文的研究对于识别不同区域之间服务业碳排放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差异，实现服务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新常态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文章运用2015年广东制造业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时间序列DEA、随机前沿(SFA)和LP一致半参估计等方法,对新常态以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化状况进行了综合测算.在此基础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分布、地区分布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国际贸易与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实证研究

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能够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这一理论假设条件下,文章通过建立VAR模型和协整检验,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和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分析,得出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并且通过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可知,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是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格兰杰原因,增加进出口能够提高中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