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与西方传记文学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对传记写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以平等和民主为基本精神,打破等级和地位的限制,对某些权威的、高等的、精神性的人或事物进行"降格".传记写作也可以通过"脱冕"、"相对化"、"物质-肉体化"等降格方式,使传主从高高在上的位置中降落下来,回归地面,显示出人性的本来面目,从-个方面实现追求真实性的传记理想.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趋势与对策

中国文化产业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文化产业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显示出平台信息化、内容虚拟化、消费体验化、产业跨界化和贸易国际化五大趋势。     

新文类与亚文化

新媒体和文学的结合催生出一批迥然有别于传统纸媒文学的新文类作品,而被流行化的亚文化构成了它们的重要话语资源,新文类中最常见的亚文化种类有同性恋亚文化、神秘亚文化和游戏动漫亚文化等,这些亚文化中蕴涵的抵抗和边缘因素在消费时代成为商业文化的卖点,被流行化快餐化之后作为一种＂奇观＂投合了都市青少年群体追求新奇刺激的猎奇心态,因而在新媒体平台上成为新的时尚和潮流。     

文化媒介化中现代传媒的角色和责任初探

中国在由"世界工厂"向"符号工厂"演进的过程中,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主导文化符号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的媒介化趋势日益显现。这不仅表现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上,也表现在新文化符号的生产与消费上。而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书写"和"出版后过滤"的生产与把关机制,更是大大地推进了这一趋势。文化的媒介化不仅为我们理解现代传媒的角色与功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同时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现代传媒的社会责任:一是发挥现代传媒在符号生产中的主导作用,防止现代社会的符号鸿沟;二是善用传媒符号权力,化解现代社会文化消费中的符号暴力;三是坚守现代传媒的公共性,警惕文化媒介化背后的权力渗透。     

论消费文化视野中的电视民生新闻

电视民生新闻的蓬勃发展成为新闻界少有的热闹景象,从消费视角来看,这与受众消费权力的掌握和媒介追逐利润最大化之目的分不开。在商业逻辑的影响下,电视民生新闻呈现出新的态势传受界限模糊、受众渐逐主体化;叙事方式主观化、故事化;文本的模式化、复制化;语言的能指化等。     

电视文化的涵化培养与“消费示范”——电视媒介的“消费示范”功能

电视媒介以其广泛的普及性占据当前社会传播的优势话语地位.电视媒介通过其符号的叙事与抒情形成对消费的引力,电视文化场的磁力.正是通过电视意识形态对消费态度的培养,完成了电视媒介培养社会消费态度、引导社会消费舆论的功能,即电视媒介文化通过其涵化特质对受众消费行为起到示范作用.     

论大众文化的特征

大众文化将审美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接受形式和当代社会审美风尚的基本格局,凸显出商品化、媒介化、标准化、日常化、娱乐化和时尚化特征,成为现代都市大众普遍的文化消费形式。     

消费·赛博客·解域化——自然与文化问题的新语境

我们正面临着使自然与文化之界线再次呈现为一个重大问题的新语境:其一,是消费社会的到来。它将商品变成符号,将使用价值置换为符号价值,将物质消费转化为符号消费,这结果就遮蔽了人之真实的和自然的需求。其二,当代高新技术正创造着一个跨越了自然与文化之传统畛域的新现实,哈拉维以"赛博客"名之,它既非自然亦非文化,而是二者的混杂。其三,由于文化总与地域性相关,全球化作为一种"解域化"便意味着文化间的相互越界和冲突,以及各种文化对其合法性的竞争性主张。这些主张无不诉诸一个超越自身而普遍和绝对的"自然",但是,究竟谁是"自然"的权威代言人?新的形势迫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然和文化的界定和再界定问题。     

功能论与诠释论视域下的饮食消费克里奥尔化

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加快了克里奥尔化食物的形成以及饮食消费的克里奥尔化。以文化人类学的功能论和诠释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不同的理解和分析,并对此提出了文化应对策略：尊重不同民族饮食文化传统,积极保护饮食文化多元性;大力开发克里奥尔化食物,促进饮食文化交流。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新时期传记文学

新时期以来,在大众文化崛起并兴盛的语境下,传记文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传主形象平民化""传记内容世俗化""传记形式多样化"和"传记载体现代化"等。虽然大众文化有商业化、快餐化的特点,但新时期传记文学出现的这些趋势或倾向对传记文学作品的质量本身不具有负面影响力,反之,只要因势利导,还能产生巨大的正面效应。     

胡适与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

胡适一生提倡传记文学,理论与创作并举,对发展、推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和实现中国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胡适是从发展“新文学”和革新旧体传记文体的要求中把“传记文学”独立出来的,而他提倡传记文学的目的不只是介绍西方传记文学思想。而是“发现”中国的传记文学传统乃至建立中国的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应是“胡适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传记文学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论蔡元培的传记写作

蔡元培并不是一位以写作传记而闻名的文学家,但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传记作品.在接受启蒙教育和“自由”读书的过程中,他积累了良好的传记写作素养,逐渐形成了对中国传记文化的认同感.随着政治革命、教育革新等活动的展开,他更是积极写作各种人物传记,其中的革命家传和亲友传最具特色.晚年在胡适的影响下用年谱体写作自传.尽管蔡元培的志向并不在传记写作及研究上,此外亦无十分深刻的传记理论见解和非常自觉的现代传记文体意识,但对中国传记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转型始于19世纪后期,现代意义的传记文学在五四文学革命的热潮中诞生.集中出现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的自传作品不仅摆脱了"史传"的影响,且以充分的文学自觉丰富了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表现技法,标志着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第一个丰收季节的到来.他传的重要收获比较集中出现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但过于追求历史事实的本相、注重叙述的依据,影响到作品的文学性.中国传记创作的现代转型是一次由借鉴模仿到最后脱胎成型的文体转变过程,也是一种崭新文体从萌芽到收获的生命成长.文学性的不断增强和史传特点的渐渐减弱,终于使中国的传记文学彻底告别脱胎于经依附于史的昨天,而成为一种独立于史学著作和记叙散文之外的文学体裁.     

论英国传记发展中的“拉丁影响”

白银时代的罗马古典传记在英国的译介影响了英国传记的发展进程,它促使英国本土传记在人物形象塑造中重视对人物性格做细致入微的刻画并探究历史事实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而推动传记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并为18世纪开始的传记繁荣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传记成为道德教化的载体,极大削弱了其客观性和特殊性。     

论郁达夫传记文学的“文学”取向

郁达夫有关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认识。在传记文学的理论提倡方面,郁达夫具有文学自觉,主张把传记文学与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他传写作方面,他对传主的选择包含了某种身份的认同,除与传主进行直接的交流或单独的抒发外,作品一般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沟通交流的意向。在自传写作方面,他注意选取关键性事件,侧重表现"内心的变革过程",有意回避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注重重要生活画面的描绘,对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的运用也体现了进行叙事实验的艺术自觉。总之,郁达夫强调传记文学的文学性,并且身体力行,大胆尝试,这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发展史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论三苏散传的艺术成就

苏洵、苏轼、苏辙的散传创作,代表了宋代传记的最高成就,但是对它的研究却不多。三苏散传的立意各别,不主一格;结构布局,常能突破传统传记的格局,别出心裁;既善于根据传主的个性特征而采用不同的写法,也善于用简洁精炼、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其散传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     

Chinese Biographies of Experts in Medicine: What Uses Can We Make of Them?

After a long eclipse in the European academic world that favored other forms of narrative and other sources, biographies have resurfaced in historical research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Renewed interest in biographies for research in the humanities in general has, in turn, launched a reevaluation among historians, sociologists, and demographists of biography and the biographical method. Benefiting from this reflection that mainly focuses on the European biographical trad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biographical enterprise with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by relying on a broad collection of official biographies of people who were locally renowned for their skills in medicin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By using an approach that combines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422 biographies briefly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it first sheds light on the features and function of these narratives. Then, it demonstrates how, in spite of their limitations, biases, and heterogeneity, these biographies of medical experts can provide crucial material for reconstructing the medical landscape at a specific time and place without limiting it to the handful of men whose writings have survived.     

林语堂传记创作的现代性诉求

以小品散文、长篇小说写作著称的林语堂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传记文学作家。特别是在海外期间,林语堂用英文创作《苏东坡传》、《武则天传》两大历史传记,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强烈反响。本文结合林语堂各个时期在传记方面的所为,并以海外时期传记创作为主体评述内容,试对他的传记创作思想进行总体归纳与评价。认为林语堂在追求传记文体形式、笔调改革以及人格意识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