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韩非对先秦儒家“德治”学说的批驳

对早在“百家争鸣”时期就已成为显学的儒家的“德治”学说 ,韩非从法家的立场 ,进行了尖锐的批驳。韩非以其“人性自为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理论前提的“人性善”论 ,以其“德化无用论”批驳了构成“德治”学说核心的“道德教化论”,并以其“道德虚伪论”揭露了“德治”学说的内在矛盾及其在实践中表现出的苍白无力。韩非的这些批驳 ,切中了儒家道德至上思想的要害 ,对于后世指正儒家“德治”的弊端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韩非社会思想管窥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具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具体表现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社会发展思想,“竞于道德”、“逐于智谋”、“争于气力”的社会变迁思想,利益驱动的社会交往思想和“势”、“法”、“术”相结合的社会控制思想。探讨韩非这些社会思想可以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今的社会治理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比较法理学视野中的韩非法理学——以富勒《法律的道德性》为参照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富勒是当代西方新自然法学的代表人物。表面上看，两者没有可比性。但是，经过重新建构，立足于比较法理学进行文明互鉴，他们的理论逻辑有较强的关联性。韩非的法理学可以通过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一书来透视，根据此书的结构与框架，可以发现，韩非也论述了“两种道德”。其中，惩罚性的法律相当于“义务的道德”;至于奖励性的法律，则相当于“愿望的道德”。富勒提出了关于“法律的内在道德”的八项原则，针对这八项原则的大部分内容，韩非都有论述。富勒认为，法律是一项有目的的事业，且这项事业的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事业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富勒如此界定的“法律的概念”,与韩非对法律的理解遥相呼应：韩非也把法律看成是一项事业，且把这项事业寄托在君主身上，因而对君主的能量、见识、智力、良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富勒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韩非也论述了法律的实体目标：“唯治”与“多力”。韩非作为先秦学术思想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法理学可以在富勒的法理镜像中得到很好的映照，表明韩非的法理学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人性论辨正

［摘要］学术界对于韩非思想的争议一直都没有停息,其中的焦点是：韩非是否是性恶论者？韩非的法治思想是有为还是无为？本文以“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为切入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集中体现了韩非对人性的看法,并且由此推出了法治主张。其实,这一命题是韩非思想一以贯之的主线,也是解读韩非思想的关键。     

藏汉民族对土族宗教信仰的影响

在先秦政治思想家中 ,韩非以批判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和主张“法治”而著称于世。笔者认为 :利益观是韩非思想的逻辑起点 ,也是其政治体系的价值准则 ;利、威、名是韩非思想的核心机制 ;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韩非子》的“道德之意”与“法术之治”

《韩非子》“法术之治”的思想,一向被认为是建立在它的“皆挟自为心”的人性论基础之上的。但是,不能忽略的是,《韩非子》的这个思想还有另外一个理论依据,这就是它的“道德之意”。《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中曾明确说:“韩非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综观《韩非子》,它的“法”、“术”,     

论韩非法哲学的技术性转向简

韩非根据“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思想，构建了以法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鉴于人人皆逐利的社会现实，韩非从道德理技术化、执一、守中及功效等几个方面探求了整合社会秩序的新的方式得以可能的条件，并认为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整合方式非法律莫属。韩非的法治理论范式的核心是君主制，即以君主为核心，在君主治国理政结构中，法是中心，势与术是推行法治的两条基本轨道。在此架构下，韩非探求了法、术、势三者相即不离、轻重有度的法哲学思想。韩非的法哲学理论无疑对于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论先秦法家体系的“势”

韩非是先秦法家理论体系的完成者.这一体系中,法、术、势是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韩非关于“势”的理论,学术界认为是对慎到“势治主义”的接受,“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韩非在新形势下发展了前期法家慎到……的思想”(《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任继愈主编).可是,有关慎到势观念的时代特质及韩非对势作出了怎样的发展,惜乎语焉     

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及其局限

为了解读《韩非子》的政治谈论和政治论说,从政治哲学视角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韩非思想并不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伦理学说,《韩非子》体现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其“法治”论说中对形式正义的追求和辩护,但韩非所构想的“法治”甚至要求民众用生命的代价换取对人主或国君所立法律的固执坚守,其所有臣民在“人主之法”面前的平等,以及所有臣民在人主面前平等的“以法治国”之理念,与现代法治存在着本质性差异。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利、威、名：韩非治道论新解——韩非的人性论及治国方略构建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人性论的完整内容包括了人性好利、恶害、好名三个方面。“因情而治”是韩非设计治国方略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主张“循天顺人”、“道法自然”;韩非治国方略的核心是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而非法、术、势;利治、威治、名治的有机整合是治国的根本方式。利、威、名耦合的治道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精髓,对当代政治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康有为对韩非的身份归属与对法的矛盾心态

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韩非纳入视野。就身份归属而言,康有为有时将韩非视为老子后学,有时又将韩非归为法家。韩非在康有为视界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身份归属具有一个相同点,那就是：韩非思想以法为重心。正因为如此,康有为对法的态度和理解奠定了对韩非的矛盾心态和评价。康有为强调韩非思想与老子、杨朱代表的道家,与荀子代表的儒家以及与申不害、商鞅代表的法家思想具有内在关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试论韩非的人才法治观

集法家之大成的思想家、理论家韩非,反对人才贤治,主张人才法治,在我国古代人才思想史上标新立异,独树一帜,体现了法家学派的思想特色。韩非的“贤才”意识韩非“尚贤”与否,学术界众说不一。我认为韩非是“尚贤”的,但其所尚之“贤”的内涵,实质与诸家不同。韩非认为:“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韩非子·忠孝》以下只注篇名)“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有度》))由此可知,韩非心目中认可的“贤才”,一是要知法,二是要守法,三是要有一定的法治才能,为君主尽心尽力彰明法度,推行法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忠君守法便是德,明法能法便是才。说到底,“贤才”就是韩非常常称道的“循令从事之臣”、“执法教民之吏”和“智术能法之士”。显然,韩非的贤才观已打上法家思想的烙印,凡不符合这一规范的“贤才”,即使是先贤大圣,亦不以     

试论韩非子的尊君思想

《韩非子》是一部产生于战国后期的法家集大成著作。它集中反映了韩非的“尊君”思想,并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它充分体现了韩非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以“法”、“术”、“势”为手段给君王独尊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它本质上是一种“帝王”学说.作为一种帝王统治手段的依据,它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客观上弊远大于利。     

韩非的形名逻辑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他在阐述法术思想时,处处闪耀着古代逻辑的光辉,是先秦一位重要的逻辑家。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韩非的逻辑成就,只就他的形名逻辑思想作一探讨。 一“形”、“名”的涵义 史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刑、形古通,刑名即形名。 “形”、“名”在《韩非子》书中主要有两种涵义。 《主道》篇说:“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这是韩非给“形”、“名”所下的定义。“名”是说出来的话和写出来的字,即语言(或言语)。“形”是做出来的事情。因此,韩非常常把“名”“形”和“言”“事”、“言”“功”、“名”“事”“名”“功”並举。比如:     

《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他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颇为仰慕,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攻韩而求韩非,非遂入秦。李斯、姚贾害怕韩非得秦王任用,进谗言道:“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韩非在狱中被迫服毒自杀。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秦汉时期“吏道”思想的演变

为吏品格与执法公正是儒法两家思考的重要问题。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思想，推崇法治的根本意义，强调官吏执法教民的治国理念。睡虎地秦简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吏道”思想，以及汉代循吏与酷吏的急剧分化，则揭示了韩非“以法为教”思想的终结。《说苑》儒法结合的“为吏之道”为执法公正提供了坚实的人道基础。     

论韩非的法术学说与愚民思想

韩非生活在战国末期。当时,中原各国都早已建成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随着由兼并战争向封建统一战争的转变,各国的统治者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效率更高的,更能适应封建统一战争的政治机构。法家学说的推崇者韩非从他的社会历史的进化论和性恶论出发,反复比较和研究了中原各国的政治制度,总结了古今政治之得失,于是提出了“法”、“术”、“势”三结合的法术学说,作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基本政治理论.同时,他又把老子的“弃圣绝智”的愚民思想加以发扬,企图通过愚民政治来保证绝对的君主专制政权.本文拟结合韩非的法术学说以探讨韩非的愚民思想。     

管子与韩非人性论之比较

管子、韩非的人性论都是其著书立说的前提基础。管、韩同属法家,其人性论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经验主义人性论的代表,都是为其政治立说而服务的。管、韩在法家内部分属不同派别,其人性论也存在着相异点：首先在对待儒家式道德态度上,管子采取的是包容性态度,把道德也看作人性所趋之＂利＂,而韩非则采取的是拒斥道德之术的反儒立场,把人性所趋之＂利＂仅限定为纯粹的外在之功利;其次二者人性论所服务的执政者类型以及治国理念也存在着相异之处。总体上看,管子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而韩非的人性论思想更具有革命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