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山人现象之文化透析

晚明的山人与传统意义上的山人已有本质差异,故在明末清初颇受物议。但作为一个决意仕途却又游扬尘世的特殊群体,它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折射着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内涵：即下层士人对经典仕途的叛离,生存观念的异动,以及新的价值心态的建立和对任情适性的生活的追慕。     

神宗即位与皇权弱化：晚明政治的开端

“晚明”始于何时，学界认识不一。其中晚明始于张居正去世之后是较为普遍的看法。将首辅张居正的生前与身后分开是否合理，需要重新审视。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之所以能够“专擅”十年，源于其在“主少国疑”之际通过非正常手段获得首辅权力。因此，他的“专擅”是以侵夺幼主皇权为前提的，并必然导致皇权的弱化。在其去世后，亲政的神宗展开了对张居正的清算，阁权被不断削弱，加之神宗逐渐怠政，使皇权继续弱化。毋庸置疑，隆庆六年六月幼主神宗即位是一个标志性事件，皇权的弱化是其鲜明的特点，并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只有以神宗称帝这一重大而特殊事件为认识晚明政治的起点，才能客观地把握73年间晚明政治的基本走向及其深刻影响，并真正理解“明亡于神宗”的缘由。     

真假隐士陈眉公

蒋士铨的<临川梦>把陈眉公塑造成一个交通权门、钓名逐利的假隐士,但在<临川梦>问世之前的晚明直至清初雍正朝的一个多世纪里,陈眉公在主流评价里却是一位真隐士.蒋士铨、四库馆臣以陈眉公为假隐士,是因其"山人"身份,但陈眉公交游显贵的行为方式及其名利观,与一般山人又有很大不同.陈眉公真、假隐士的不同形象,反映出不同时代文人的心态和眼光,其真、假隐士转变的个案,是明清社会隐逸文化深刻变迁的一个缩影.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晚明旅游活动的经济渗透——关于晚明旅游近代化的商榷

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晚明时期,以服务获得报酬的观念与方式日趋盛行.金钱对旅游服务环节的渗透,催生了运营旅游活动的新的组织与运作方式,使得原本意义较为单一的旅游活动发生了某些变化,晚明旅游具有了一些近代化的意味.但晚明旅游近代化的相关因素,无论在空间分布还是在产业地位上都有很大的局限,因此只能说晚明旅游出现了一些近代化的因素,但远未达到真正的近代化阶段.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颠覆与建构:晚明情观的再检讨--以宋懋澄创作为个案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其魅力在于对个体情感的全面张扬。于晚明诗坛居重要地位的松江文士宋懋澄的创作即为这一时期个性解放的典范,他与各类女性的真诚交往和倾心相恋,体现了晚明时期独特的情观,也体现出一代文人对传统两性观念有意识的颠覆。固然他所代表的晚明士人所努力塑造的“情种”形象,其本质与士人的文化理想并非相悖,在相当程度上他们仍然致力于追求“情”与生命之“业”的统一。     

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考察

晚明时期是中国传统出版的极盛时代,也是古代茶书编撰出版的繁荣时期。晚明编撰出版的茶书约占历代茶书的半壁江山,而且大量刊刻以《茶经》为代表的前代茶书;茶书编撰体式可分为撰述类、编辑类和汇抄类三种,推动着茶文化知识体系的重构;茶书的作者以江南地区的山人墨客群体为主,其刊刻者则以书坊为主力;茶书的读者,是日益扩大的文人阶层;晚明茶书的出版传播反映了明代茶文化的转型特征,也形塑着茶人生活的品格,是观照晚明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     

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探析

晚明时代处于才女文化空间中心的特殊知识女性——名妓,演绎了繁盛的名妓文化,但其最终性质却是悲剧的。晚明名妓文化的悲剧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生活中的际遇遭逢;作为一种妓女文化形态的两面性;凄凉的结局。这种悲剧性是由于名妓游离于家庭伦理之外受人歧视的社会身份决定的。     

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正式授予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承认其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同时强迫其安插莫氏后于高平地区,使安南处于黎、莫分治状态。学界认为晚明这一政策是对安南的“双重承认”,其实晚明对安南的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安南”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对黎、莫关系以及边境骚动。     

明宣宗弊政及其对明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了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明代海南作家王佐散论

王佐作品内容充实,多有为之作,对当时的政术人情及历史上治乱兴衰每有涉及,尤其具有浓厚的海南地域文化色彩。其风格则以自然抒写为主,表现出一种文质适中的特点。他对历代的诗文做过深入的学习,尤其是对唐宋诸大家风格有所领会。他在学术与文章方面,与丘濬、陈献章两位有声气相通之处,但其影响远不及丘、陈。他在明代迅速兴起的海南文人群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而且作为明代中期复古派文学全面兴起之前的作家,其文学创作对于认识明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杜甫诗歌的唐代批评

杜甫生活在具有浓厚浪漫气息的盛唐诗坛,生前不为时人所重,诗名不彰,与之交往唱和的众多著名诗人竟无人称赞他的诗歌;传至中唐,受到了著名诗人元稹、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大力推崇,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块无法逾越的丰碑;传至晚唐,诗人学习杜诗和批评杜诗,纪念、凭吊并神化杜甫,从而把杜甫推向诗歌的神坛.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作为晚明公安派的重要领军人物,袁宏道力倡文学革新论,在诗文创作上成就斐然,声名卓著,影响甚大。并且,他与当时思想界人士有广泛交游,尤与泰州学派学者接触较多,受李贽影响最深。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及力倡个性的文学主张是在泰州王学、尤其是李贽影响下形成发展起来的。袁宏道的文学革新论与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交相辉映,构成晚明思想文化史上靓丽的风景线。     

清初学术的传承与创新

清初学术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辉煌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陈确、傅山、颜元、李塨等学术大家,他们继承了晚明学术的合理内核,又根据时代特点,对晚明学术有发挥和创新之处。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朱元璋阅读活动论略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崇儒尚学,热爱阅读.他不仅重视对图书的收藏,更能够身体力行地广泛阅读,勤于钻研.他的阅读观念和思想也对明朝的建立和巩固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连宽先生校注本《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拾遗

本文首先对周连宽先生校注的《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一书版本进行了补充 ,认为江西省图书馆藏清雍正七年 ( 1 72 9年 )刻本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版本 ,可补《善本丛书》本之不足。其次 ,对作者陈诚及其在明朝与帖木儿朝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进一步论述。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