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赵翼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史学 ,自孔子确立“为尊者讳”的原则以来 ,历代官修“正史”皆以顺逆善恶的价值判断来决定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从违。而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感于“乃知青史上 ,大半亦属诬”的状况 ,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孔子开启的“掩护之法”作了批判 ,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历代“正史”作伪的事实 ;他所使用的辨伪方法 ,与近代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文章还对赵翼寓于其史学考据中的进步思想作了论述 ,认为赵翼是乾嘉年间一位具有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并且初具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进步思想家。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文化政策视野下的清代汉学

清代汉学在清初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中形成，考据之风笼罩了有清一代，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通过考据，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与总结，这种集大成式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古籍的整理、求实的治学精神、科学的治学方法等方面。究其原因，与清朝笼络与镇压的两手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到了晚清，汉学的盛极而衰，说明清代汉学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思其弊端，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论清中叶学术发展的三个转向

嘉庆、道光以降,风行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考据学风渐趋走向衰落,中国学术的发展呈现出三个转向:一是今文经学的复兴,二是汉学的义理化倾向,三是宋学势力的回潮。清中叶学术的三个转向,是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同时也是在当时恶化了的政治、经济、风俗形势下对乾嘉考据学术之反拨。三个转向规定了近代学术的发展方向,是清代学术发展史上的转捩点和重要环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上 ,十六世纪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 ,学者的学术研究 ,或主程朱理学 ,或主陆王心学 ,经典诠释以体悟本心为范式。然而每一个时代的思想领域 ,甚至每一种思想的发展 ,都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继承 ,往往会出现出对原有思想传统的反拨。在明代师心蔑古的学术氛围中 ,以博学雄才著称的杨慎 (用修 ,号升庵 ,14 88- 15 5 9)独树一帜 ,力排空腹高心的理学 ,倡导汉唐经学 ,并以考据训诂之学相号召 ,首开经典诠释的考证学风 ,成为清代乾嘉汉学的先行者。杨慎的经典诠释学思想 ,具有时代的代表性意义。一　　走出理学 ,倡导汉学 ,是杨…     

乾嘉考据学源起之新探

关于乾嘉考据学术之根源,争论颇多,梁启超等将开创之功归于清初顾亭林等大师,钱穆等则将之追溯到明代中晚期.对于钱穆等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明代考据仅限于个人的雅好,远没有成为一种学术的代称.但实际在明代中后期,汉学运动已经风起云涌,在经史子集等方面皆已发乾嘉学术之先声,此时的诗歌注释也在注释方法、注释内容及注释思想等几方面充分体现出清代考据学的特征.     

“叔世大儒”——戴震

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虽然有“乾嘉汉学”,但思想界却是一派萧杀沉闷,文字狱的刀光血影冻结了自由精神的驰骋;就在这种万马齐喑的压抑气氛中,却涌现出了一位高呼理学“以理杀人”的著名思想家,他就是戴震——戴东原。关于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梁启超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说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饮冰室文集》,第65册,“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     

胡厚宣与中国上古史的重建之路——以《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中心的考察

胡厚宣因早期在北京大学求学时的特殊际遇，深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向“考古”,又因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学结缘，遂服膺并积极实践新汉学的考据之法。抗战时期，胡厚宣被顾颉刚延揽至齐鲁大学国学所担任研究员长达七年，在国学所的慷慨赞助下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此书是其学术生涯的代表性巨著，亦可视为民国学术史上新汉学考据范式的扛鼎之作。在重建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胡厚宣以新汉学的学术立场，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回应社会史论战及古史辨运动的诸多学术争议问题，其治学风格体现了各种学术路径的角竞和融会，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中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明朝衰亡、理学盛行之时,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上矫宋、明理学的末流,下启清代“汉学”的先路,在我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影响,直到近代的章炳麟,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他们除掉有其治学方法上的共同点及其前后师承关系外,又每每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当代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很明显地开创和终结了清代“汉学”;但他们由于时代不同,在学派的继承上,也就有所歧异。过去有些学者,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或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而陷于形式主义的比附。本文拟通过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终结的历史过程的钩索,探讨这一个学派的“继承”关系。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述论

清代学术的发展在经历了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治学道路以后,到乾嘉时期,迫于种种政治压力,便开始转到回避现实、埋头故纸的考据道路上。这一时期的学者大都忙于整理旧学:校勘、辨伪、辑佚。补证等等。象整个封建时代就要面临衰落一样,清代学术也随着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这个大气候而日薄西山,各个领域都透出死气沉沉的气息。然而,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景象中,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却悄然萌生,这就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到道光、咸丰年间,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便以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异军突起,活     

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

清代乾嘉时期是考据学的全盛期 ,天下学者治学无不以此为宗 ,戴震是考据学的集大成者。但同时 ,也出现了自觉与考据学相对立的学者 ,章学诚和姚鼐是最重要的代表。章、姚走上与考据学相背离的道路 ,既有其自身的因素 ,也表明考据学已渐露弊端。更重要的是 ,章、姚的学术观点并非与考据派水火不相容 ,则初步显示了乾嘉之后清代学术的走向 ,即“汉宋调和”。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关于乾嘉学派的评价(综述)

乾嘉学派,又称清代朴学、汉学,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解放初期一些学术专著专论中有所探讨,近年来更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进行了讨论,对乾嘉学派的利弊得失作了某些不同的评价。这里将近几年来书报杂志上的若干意见,简要综述如次。乾嘉学派的历史作用郭沫若认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钉短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烨竞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一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义"、"事"之别与"今"、"古"之争及其现代学术意义

在经学史上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对于孔子和《春秋》的看法存在着巨大的分歧 :今文家视孔子为一政治家 ,因此 ,今文家以“春秋重义不重事”为方法论而重“义”轻“事”即重论轻史 ;古文家认为孔子是一位史学家 ,他们强调《春秋》的“史”的意义 ,故古文家重视对于六经中的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风 ,对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