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道之宜、羞恶、公利

“义利之辨”既是儒家哲学的重要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论题。日本近世“义利之辨”的诠释理路从原理性上克服了朱子学对“理”的依赖性,并用“道”取代“理”的原理性,表现为具有社会规范性质的“义”。“义”通过对“羞恶之心”的阐发建构了与“耻”的联系,形成了适用于武家社会的道德规范,并从学理上承认了“利”内涵下公利的合理性。日本近世对“义利之辨”的哲学诠释超越了朱子学“重义轻利”范畴,体现了儒学日本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异质性的本土思想特征。     

冯友兰、牟宗三对朱熹“理”之不同诠释

冯友兰、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作了完全不同的诠释，主要在于：冯友兰把理诠释为“共相”，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讨论理的“无动无静”；牟宗三则把理诠释为形而上的“存在之理”，并在此基础上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特别强调理的“只存有而不活动”。虽然他们都认为朱熹的理是客观的，并否定气由理而产生出来，但是，牟宗三反对冯友兰“以新实在论的思想解析朱子”，并且强调朱熹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是对于理的道德意义的减杀。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友兰对于朱熹“理”的诠释，是哲学史的诠释，而牟宗三的诠释则是儒学史的诠释。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老子“妙”范畴之哲学内涵及其文论意蕴

“妙”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是由老子首次提出的,其蕴含的丰富哲学内涵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词义的角度看,老子“妙”范畴有“微妙之理”和“微妙之境”两方面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包含道之妙、理之妙、境之妙三方面内涵;从文论的角度来看,“妙”范畴则主要包括“无限之境”和“不言之意”两方面意蕴。     

苏轼《尚书》的诠释学思想

苏轼的《尚书》诠释著作《东坡书传》通过对文本形式、主题命意、文势、理势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推断经文意义并指出经书中的讹误,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校诠释学思想,不仅体现了苏轼跨越前代学说、以己意诠释经文的气度,也体现了他对于“理”的客观性与贯通性的体解。     

逻辑分析法及其限度——清华学派的哲学方法论

本文探讨了清华学派在哲学方法论上不仅具有注重逻辑分析法的学派总体倾向、更以不同的理论建树在两方面突破了逻辑分析法的局限:一、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这四位大师都注重寻求形式逻辑的本体论根据(金归之为“式”、冯归之为“永恒的理”、张岱年归之为“事实结构的基本形式”);二、金岳霖、冯友兰都肯定并论证了理性直觉在把握形上智慧过程中的作用,都强调逻辑分析法和直觉方法的结合;张氏兄弟则注重逻辑分析法和辩证法的统一.     

“太极”义演变视域中的张栻太极观

“太极”是中国古代易学史和哲学史上一个有着核心地位的重要范畴。先秦时期的“太极”当是空间义,而汉唐时期诠释“太极”的主流观念是物质构成与宇宙演化意义上的“元气”论。到了宋代,对“太极”的诠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具体的“气”转变为从形而上的义理和本体上来对其予以诠释。太极“元气”论,逐渐被太极“性”论、“理”论等扬弃甚至消解。在这个过程中,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不但消解了太极“元气”论,而且将其转化为太极“性”论,对朱熹的太极“理”论有重要启示意义,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形上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的思想和思想的历史──兼论儒学演变的容观规定性

历史的思想和思想的历史──兼论儒学演变的容观规定性王步贵本世纪３０年代初叶。冯友兰先生与张荫鳞先生展开了一场对“理”的探讨，争论的核心是“理在事先”还是“理在事中”。这场讨论吸引了一些学者，张岱年先生也参加了进去。张岱年先生对争论的双方均有所批评，又...     

论焦竑《论语》诠释的特色

作为泰州后学,在《论语》诠释过程中,焦竑承继阳明心性学说,既得其学术真谛,又拔新领异,多有创见。他不仅主张心性道合一、心性本空,而且提出了以“知性”“复性”为内涵的“尽心至命之学”,成为心学思潮的领军人物。焦竑不仅引用佛道学者之语,而且引用佛教教义、道家思想,以期通过《论语》的解读,实现三者的融合。适应考据学兴起的潮流,在解读《论语》时,焦竑也十分重视对《论语》中名物典制的考订,其中既有对前人的承袭,也有推陈出新。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张申府和张岱年的价值哲学及其差异——从“中和”转为“兼和”的时代精神

张申府和张岱年都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哲学背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只有了解它,抓住它,才能真正了解时代精神是什么,及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体现.张申府将其作为时代的权衡,命名为“中和”.张岱年将其称为“兼和”.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时代精神的变化,诠释两人哲学的异同及其“价值哲学体系”的转化.     

从形式与质料到真际与实际--冯友兰朱子诠释刍议

冯友兰对朱子理气观的诠释经历了两个阶段当他以形式与质料诠释理气关系时,虽然准确地把握了二者的形上形下之别,却不足以说明理的先在性;引入真际实际之后,他虽然解决了理的存在问题,但又消解了其超越性内涵.个中的关键在于他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诠释本体论的.在20世纪的中西文化融合中,这是一个最值得深思的典型案例.     

论张岱年对罗素哲学的诠释与会通

张岱年的哲学启蒙始于阅读罗素的著作,他高度肯定罗素哲学所提倡的逻辑分析代表了哲学的基本方法。张岱年对罗素哲学的诠释和运用是多方面的,从研究方法到哲学命题都有深刻的影响,并且在张申府"三流合一"命题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哲学的发展方向之一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现代唯物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在内容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和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最后,比较了金岳霖和张岱年对于罗素哲学的诠释会通,揭示其在20世纪哲学史上的学术价值。     

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     

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之尝试——以贺麟"时空即理"为例

如何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开出科学知识,是困惑20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家的难题之一.贺麟通过对"理"的诠释表达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应.贺麟认为,"理"具有"时空"的基本特性,即言其为"自然知识形成的可能的根据、法则和标准",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开出科学知识展开了尝试性的讨论,在事实上启发了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如何接上知识论的思考.然而,中国传统哲学根深蒂固的道德特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与科学知识接通,却是贺麟释"理"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深度理论困惑.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船山的日新观及其当代意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元旦献词中引用了船山《尚书引义·太甲二》中“新故相推,日生不滞”的名言,以说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深刻变化,借以敦勉国人更好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是习近平继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讲话时引用船山“名非天造,必从其实”,2014年10月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引用船山“文质兼美”,2016年10月在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会上引用船山“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之后又一次引用船山哲学名言来论说当代中国的情势及其应有的精神禀赋.     

试论铁人精神的丰富内涵

为了深入地研究铁人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必要把铁人精神的内涵划分为：“定义性内涵”和“诠释性内涵”。并在这个划分的基础上,对铁人精神的“思想性内涵”和“人本性内涵”作了细致的探讨。     

论苏轼“辞达”说的美学意义

苏轼在他的书信中多次引用了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这句名言,结合自己丰富而深刻的写作经验,他又对“辞达”的内涵作补充和发挥,从而提出了富有新的美学意义的“辞达”说。苏轼的“辞达”说较为全面深刻地揭示了文学作品的文辞与内容的关系。因此,总结他这一美学思想,不仅对发掘中国古典美学宝库有着直接意义,而且对今天的文艺创作和文艺鉴赏也有着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