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自觉的意识层面更多地表征为冲突,在不自觉的无意识层面则更多地表征为会通。人们意识到的往往是表层关系,而未曾意识到的则是深层关系。这种深层的会通无疑是多维度的,其实现不仅有赖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和机缘,更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内在地提供的学理上的可能性。在时代性维度上,儒学的前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性,使两者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有其会通的机缘;在民族性维度上,中国文化与欧洲大陆文化之间的亲和性,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提供了条件。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相遇后的严重受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显露的西方近代文化的弊病,使国人对东西方文化产生双重失望。这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第三种可能性被中国人选择的重要历史契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在实有层面上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之间会通的实现。儒家的"诚"与历史本真性的开显、"天人合一"与马克思的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超越性的指认、"生生之谓易"与实践辩证法、强调"践履"功夫与实践唯物主义、"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都在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学理上的可能性。     

异而同,同而异——从王岱舆对儒学的理解看其文化认同

运用"同"、"异"去理解王岱舆思想与儒学的关系,发现"异而同,同而异"是王岱舆与儒学关系的一种特征。伊斯兰与儒学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作为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王岱舆,对于儒学有批判的地方,此批判的出现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异,但是,他对儒学的批判中也有对其部分内容的认同,可谓异中有同;王岱舆对儒学的一些重要观念、理念,特别是伦理观及认识论上的观念及理念也颇为认同,此认同即表明其思想与儒学之同,然而,他在对儒学的认同也是包含批判的因素在内的认同,可谓同中有异;王岱舆对儒学又有借用的地方,这种借用又表现了其思想与儒学之异处,但是这种异也是包括了认同在内的。借用之异的出现,突出地表明了王岱舆思想的创造性,以及王岱舆的文化认同立场。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化中国",又包括"中国"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上说,当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怎样面对作为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学时,儒学家们也在焦虑如何应付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儒学家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三重向度,这对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新时期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儒学讨论之反思

在中国 ,从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讨论大致分为三大类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论儒学之是非 ,表现在对儒学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和取舍上 ;二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通 ,表现在哲学领域 ,尤其是辩证法、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相通 ,同时还有人论的一致性 ,道德理想的一致 ;三是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会通互补 ,分别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儒学现代化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援儒入马三条路径来阐发     

“两个结合”思想升华的三层意蕴及原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相互关系认知的三层思想升华。从“宏大叙事”的诸多称谓转向“精准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侧重马克思主义之“用”转为马克思主义之“体用合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思想升华；审时度势地把握中国具体实际，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科学判断、从侧重中国具体实际之现实国情到深入中国具体实际之传统文化是对中国具体实际认知的思想升华；从侧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发展创新”、从侧重中华传统文化被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单向改造”到两者良性的“双向互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的思想升华。“两个结合”是各有侧重又紧密联系、一体两面的有机整体，具有隽永深邃的原创性贡献，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度与广度，重建与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昭示了中国特色的人类指向。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的儒家社会主义

儒家思想中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是儒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主旨,也是中国人几千年来不断追求的理想社会。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看,儒家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既存在本质区别,也有密切联系。面对当前不断出现的用"儒家社会主义"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继承儒家社会主义。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是我国思想文化建设领域的重要课题。在社会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以及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加强的新形势下,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自觉意识。在社会思想文化建设中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弘扬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必须走出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的对立局面。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言必须在把马克思主义转化成为人民群众自觉追求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传统文化而又超越传统文化,进而引导人们投身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而言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新自身发展,进而成为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文化。     

儒学的现代价值与发展

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当代,儒学的文化基因,需要我们去解析;儒学的价值,需要我们去发掘。儒学的发展既不能保守,也不能冒进,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一致,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儒学的发展方向,通过全方位审视,多维度研究,科学地整合运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自身的价值。     

孔子“仁”的终极观及其功用的心理机制

终极观是人的意义和价值观系统的核心,讨论中国人的终极观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儒家思想,分析儒家思想要从孔子开始。孔子因"德命"受挫而形成"时命"观,"时命"观挑战了"以德配天"的思想,这需要更为本源的终极观来应对。孔子在内外心理框架的互动中,反思体悟而形成"仁"的终极观。在此理念的支配下,向内修德凝道而"内圣",向外践行"仁政"而"外王",内外并重以获得充沛丰盈的生命意义感。无论后儒如何发展,儒家皆没有放弃"仁"的终极观,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长久地为中国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功用。     

《新民主主义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撰写的经典著作。它全面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从形成背景到主要内容再到价值意义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方法论自觉,对我们新世纪新阶段深化"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儒学复兴新论——兼谈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

提倡“儒学复兴”是必要的、可行的,关键在如何理解。首先,儒学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复兴”主张下必然提出的课题;其次,儒学复兴就是儒学的充分现代化;复次,儒学复兴既不是政治层面的,也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的复兴有三个标志:第一,要诞生一些有代表性的大师;第二,大众儒学或曰世俗儒学的复兴和普及;第三,全球国际社会的认同。“儒学复兴”的动力是知识分子、儒商及政府官员三大力量的良性互动。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与融合是儒学复兴的根本途径。儒学与西学、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相吸收和融合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而三者各自的动态方向分别是:儒学的现代化、西学的中国化、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是各种文化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野下的中国梦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都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不断推进。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在话语体系上要实现学术话语向大众话语、意识形态话语向生活话语的转换,在路径上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化,使马克思主义由抽象深奥到通俗易懂,由少数人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了解、内心认同和自觉运用,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宗教信仰、道德信念与秩序问题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的特质是一种与基督教"外在超越"旨趣不同的"内在超越"。分析起来,这种断定主要是基于基督教对儒家构成的宗教压力与政治压力导致的。传统儒家既不追求宗教意义的超越,也不追求本体论—知识论意义上的超越。与宗教超越重视上帝与人的关系、本体论—知识论重视超验—经验架构相比,儒家思想乃是高度看重人的德性修养与境界提升的伦理体系。在现代处境中,没有必要将儒学的宗教性引为儒家价值辩护的方式。从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必需的人心—社会秩序来看,儒家强调的基于道德信念的相关秩序安排,具有同基督宗教一样的收摄人心、整合社会的作用。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