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善”:西田几多郎与摩尔之比较研究

“善”是伦理学的首要概念。西田几多郎关于“善”的研究颇具新意,从与摩尔的比较来看:善可否定义？西田认为善是纯粹经验状态下意志的发展完成,也是知情意合一、主客相融下的人格实现;摩尔认为善不可定义,否则就是犯了“自然主义谬误”。善何以认知？西田认为通过“知的直观”可以认识善,这一点和摩尔非常相似,因为摩尔主张通过直觉来认识善;不过在西田将直观贯彻到底的同时,摩尔却将善事物的认知付诸了经验。善如何实践？西田通过人格的内在统一将个体善与社会善结合起来,以达到“完整善行”;摩尔则通过对快乐主义的改造,通过强调行为产生的效果来处理现实伦理问题。两者的不同集中体现为,西田的理论是一种基于先验直觉的意志论伦理学,而摩尔则是一种带有经验论色彩的直觉论伦理学。两者的比较对“善”的理解有重要借鉴意义。     

论《秀拉》的道德倾向

莫里森将《秀拉》界定为一部"关于善恶和友谊的小说",但其伦理特征有待评析。总结了评论界对主人公道德倾向的现有看法,即秀拉是恶、恶中兼善和无恶无善三种观点,在辩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有利于人性的全面完善"两个衡量道德进步的根本标准,分析了秀拉几种典型"恶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影响,得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秀拉》是对传统道德观的质疑和颠覆,其主人公根本上而言代表着"善"的结论。     

摩尔论“善”

摩尔认为"什么是善?"是伦理学的首要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善是一种不可定义的、独特的性质。在他看来,"善"是单纯的概念,因而不可分析,也就不可定义;"善"既不是自然性质,也不是形而上学性质,因而是独特的。摩尔进而认为,一旦把"善"定义为某种自然性质或形而上学性质,就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一谬误可以由未决问题论证揭示出来。在这一系列论证中,摩尔开创性地使用了逻辑分析、概念分析、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等方法,但是因为这些方法的不成熟,摩尔在使用中也出现了错误和混乱。     

区分“自然主义谬误”问题与“是-应当”问题——兼述一种新的消解“是-应当”问题的方法

在摩尔看来，“善”是不可分析和不可定义的，任何想给它下定义的做法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与“是-应当”问题并不相同，后者是休谟提出的经典难题，即人们无法从事实陈述中逻辑地推演出一个价值判断。郑慧子先生在论证环境伦理的合理性时引入了“种间伦理”的概念，其逻辑起点随之由自然转换为人，从而消解了“是-应当”问题的存在。     

试论摩尔的"善是不可定义的"

摩尔认为,“善的”或“善性质”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孤立性质或单纯概念,“善的”或“善性质”是自明的,不能通过经验和理性来认识,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从而摩尔把“善”摆在了他的伦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位置上,这使他的伦理学体系具有了严密的逻辑性。在这里,摩尔第一次把语言逻辑分析的方法引入了伦理学,开了现代西方元伦理学之先河,对以后的伦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弘道崇德:孔孟儒家的两个终极伦理观念

从生存伦理学角度分析孔孟儒家的“道”、“德”观念,可以看出弘道崇德是孔孟儒家的两个终极伦理观念,最初并不具有现代汉族语境中的“道德”含义。“道”作为终极意义上的一个形式指引,其本体论地位是后来才获得的“德”最初的含义也是终极意义上的,即指顺从天意,根本不是后世所言道德之“德”。     

中国传统慈善伦理双重道德意涵及其近代嬗变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伦理意义体现在对"仁"的高扬与彰显,这一论点符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德性论传统的认识,但这种只强调动机而较少关注道德实践结果的倾向却遮蔽了传统慈善事业重"善"的事实。中国传统慈善是以"仁"的道德情感为动机,以"善"的实现为目的的道德实践。"仁与善"共同构成了慈善伦理的双重道德哲学意涵,并在慈善事业上具体表现为"养"与"教"。传统慈善"教养兼施"的模式可以在伦理型文化之中实现自洽,但近代以来,传统伦理价值体系崩解后,"仁养"与"善教"发生分裂,两种慈善事业路径分别孕育出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公益事业的萌芽。     

教育崇善与教育者的道德主体性

就教育善的完全实现而言,教育的道德主体性有两个基本维度:教育系统的道德主体性和教育者的道德主体性.前者旨在从整体意义上实现教育善,后者旨在从个体意义上实现教育善.就后者而言,教育者的道德主体性作为实现教育善的路径之一,是主体遵行规范、进行价值追求的活动.教育伦理建设应将规范性与主体性相统一,从道德主体性上培养教育者的教育德性和教育信念,为实现教育善提供内在保证和精神动力.     

论富勒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

论述了每一个拥有良好道德意念的人们都在善的旨意下追寻着道德的至善,这样的人们通过遵循德性法则而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伦理的社会,一个热爱善的人们的集合地。指出在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上,富勒有着自己独特的法伦理思想,本文主要对富勒的道德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上进行梳理总结。     

“规则”与“德性”的统一——社群主义背景下对董仲舒伦理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

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与社群主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思想在价值取向上都将整体的利益作为重心，在人性论上都将某种社会规范纳入人的本性当中，在道德建设上也都强调道德的目的性。但是，董仲舒并没有像社群主义那样，在理想的状态下片面强调人性中善的一面，而是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指出人性为恶的可能性。因此，不同于社群主义在道德建设方面单纯强调“德性”的作用，董仲舒强调的是“德性”与“规则”的统一。以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参照系，对董仲舒的伦理政治思想进行审视，对于我国当代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语境在英语阅读中的意义建构

阐述语境和意义建构的基本定义,指出英语阅读理解是一项综合能力,同时又是一个“意义重构”的过程,而意义建构离不开对语境的准确理解,语境理论对英语阅读有重要作用。在英语教学中,应指导学生运用语境,包括已掌握的语言知识、常识及背景知识等对生疏词汇和复杂句式所形成的阅读障碍进行合理解读。提出一系列的方法与对策,建议把语言层面和语境含义紧密结合,建立语境化的参照框架,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及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道德判断与伦理学的非形而上学化

20世纪伦理学起始于摩尔直觉主义对自然主义的批判。自然主义坚持道德判断可以还原为事实判断,直觉主义则声称"善"不可定义。情感主义反过来把道德判断看作主要是一种情感判断,力图从价值方面而不是经验方面来理解道德判断的性质问题。非认知主义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命令性语句样武,并由此揭示出造成传统伦理学谬误的根源。     

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辩证统一--兼与张博颖同志商榷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具有经济基础的同等含义,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始终奉行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对立是人为的界划。市民社会伦理与国家伦理的关系,是应然的道德要求与实然的道德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规范体系之间的矛盾。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行政伦理妥协的生成机制考辨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表现为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考察行政伦理妥协的生成机制,是超越伦理妥协的前提。行政伦理妥协作为追求更高价值的迂回策略,其存在与行政环境的复杂性息息相关。在复杂的环境中,选择迂回策略而不是借此谋私或推责,关键在于行政人员用道德自主性对行政伦理妥协的四个阶段进行规范,确保将行政伦理妥协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市场机制对道德的逆违与诉求

规范、成熟的市场机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交汇、冲突和深刻转型中完成的。市场机制的规范作用是社会伦理秩序和谐、善美、清明的直接前提,同时也为人们的行为选择留下道德伦理的作用空间。影响和制约市场机制规范作用的伦理要件是市场活动主体的伦理动机,市场运行的主体性、契约性和信用性要求以及道德规则和法治规则的相融互动。     

隐喻的会话含义及隐喻对词汇发展的作用

隐喻的会话含义往往是通过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质量准则产生的;对语境的了解是理解隐喻具体意义的前提;隐喻会话含义具有不固定性.隐喻在词汇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往往引起词语原型意义的改变、语义的扩展及范畴的发展.     

自然法隐退了吗?——反思法律-政治中的普遍正义空间

与以道德价值和普遍正义为圭臬的正统自然法理念相异,近世多元化和相对主义促成了以商谈为基础、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正义理念,产生了政治对道德伦理中立的诉求。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国际国内制度实践中,以道德价值为正义基石的自然法在法律-政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法律-政治活动的实践理性过程——判断和决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关注自然法原则及其推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义原则无论是作为契约政治的中立“政治道德”,还是在一般道德伦理意义上、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即正义与道德伦理理念的关系与离合将是自然法的下一个战场。     

从语义学到语用学——Grice语义理论的嬗变与影响

Grice首先划分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指出"说话者意图"和"语境"在表达"非自然意义"中的重要作用,将意图定义为意义的载体,并以意图来定义、区分意义。随后的"会话含义"理论,进一步完善了非自然意义理论,同时克服了意图意义理论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和问题。Grice秉承"语言使用"这一哲学传统,沿着语言使用的路径,逐渐形成了自己强调语言"使用"和说话者"意图"的意义理论,促成了传统语义学向现代语用学的转化。     

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