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特殊政区——在礼仪圣地所建的军

五代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型政区——军。在之后的宋代,宋朝政府主要在一些军事要地设置"军",目的是加强军事防御和治安。除此之外,宋朝政府还在帝王陵寝和国家重要的宗教圣地设置"军"这样一种政区,这样做的目的除了加强治安的考虑外,主要是提高当地的行政级别,与当地的地位相称。     

唐德宗朝在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措施

唐德宗时期,通过加强长安西北军镇的防御、调集长安东部军镇参与"防秋"和强化神策军以协助长安西北军镇御边三个方面的防御措施,有效遏制了吐蕃对长安西北地区的进犯,使唐朝以关中为立国之本的方针取得成效。     

五代行政区划单位"军"的形成

"军"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出现于五代中后期。满足军事需要和保障重要资源供给,区划内存在常驻的武装部队是军设置的原因和特点。军的得名与唐中后期形成的"以军目地"的习俗、行政地位的提高、特有军政合一管理体制的存在有关。军作为行政区划单位在五代的出现,是唐宋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唐代幽州地区的文化特征

唐代河北北部地区位于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界处,是各族群频繁交流之地和东北边防重镇。这一地区的居民成分相当复杂,胡汉混居,战争频繁,沾染胡化之风。位于这一区域的幽州镇在东北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契丹和奚常常通过幽州镇跟唐中央政府打交道。"情报战"也是两蕃和幽州镇之间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方式。     

从石刻文献看家族变迁与唐后期幽州政局——以刘氏和朱氏为中心的考察

对刘氏家族和朱氏家族进行深入研究，有可能为我们理解唐后期幽州政局提供一些线索。新刊墓志、《房山石经题记》与传统史料的相互印证，提供了研究的条件。这两个家族原本为姻亲，根基深厚。朱泚执掌幽州节钺，“河朔故事”在幽州同样具备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朱氏家族在与朝廷的激烈对抗中削弱了自身力量及社会声望，刘氏不赞成与中央的战争，维护幽州本土的利益，从而社会声望大增，接替朱氏。刘济兄弟争权，刘总弑父杀兄，削弱了刘氏家族的力量，但刘总归朝才从根本上破坏了刘氏在幽州的势力，幽州政治精英集团也有了调整。从此幽州的地方社会缺少了一个像刘氏这样根基深厚、支脉广泛、颇具社会声望的家族。朱氏后人朱克融的上台可谓勉为其难，根基并不稳，最终引发军乱。填补这个空缺的幽州上层政治精英，都没有形成像刘氏家族这样的社会声望，彼此之间也容易陷于一种“均质竞争”的状态，从而使此后的幽州政局长期动荡。     

地理位置·政治势力·国际环境:王闽政权灭亡后福建地区之分裂探因

晚唐五代南方的王闽政权被南唐攻灭之后,福建地区由南唐、吴越、清源军三个政权分别控制。通过对王闽政权灭亡和福建地区陷入分裂的历史之分析,本文认为,导致福建地区陷入分裂的主要因素可以归纳为三点:福州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利因素、福建地区的内部政治势力之内争、全国政局和王闽政权周边政局的变化。     

失踪，还是失踪！

两千川军南京神秘失踪 1937年2月初，国民党集中10万军队在南京市周围，参加南京城的防御作战。此役我方损失惨重，尤其是远道赶来参战的川军某师。该师有一个团，因担任阵地侧翼对敌警戒任务，所以一直没有直接参战。防御战役失利后，该团2000多人急行军数十里，向森林茂密的南京东南部青龙山地区撤退。然而，部队进入青龙山地区后，就再也没有出来，2000多人下落不明。     

早期鲜卑史初探

一、幽州、幽都与嗄仙洞的关系 《太平寰宇记》称晋地道记载:舜以冀州南北广大,分燕地北为幽州,夏殷省幽并冀,又为冀州之域。周夏置幽州。幽州因幽都以为名。山海经有幽都之山,今(指晋时)列为北荒矣。从以上资料看:幽都是早于幽州而存在于祖国的北方,即虞舜以前就有幽都存在。《魏书序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王,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仕尧时,逐女魃于弱水,北人赖其勋,舜命为田祖”。这一段拓跋鲜卑先人的传说,也是在虞舜以前的传说:再对照《山海经、海内经》载“北海之内,有山名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玄鸟、玄蛇、玄豹、玄虎、     

本期导读

时光荏苒,当我们还沉浸在对2014年的依依惜别之时。2015年已经匆匆赶到了。本期"北京学研究"栏目刊发的万安伦《论幽州城的文化地位》一文,通过分析唐代文人关于幽州城的文学想象、文学描摹和文学活动,透视出幽州城在唐代及以后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王熹的《明清顺天府附郭宛平县方志几个问题的辨证——兼与郗志群教授商榷》一文,针对当下顺天府《宛署杂记》与《宛平县志》比较研究中存在的几个     

济南战役

济南战役是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对山东省会济南市国民党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坚战役,周恩来后称此战役为三大战役的序幕。1 948年秋,国民党军由于不断丧师失地,被迫改分区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华东战场,蒋介石为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并迟     

北宋澶渊之盟前的河北军事防御区域

宋太祖建国伊始非常重视北部边防,命诸大将长期驻守河北军事防御要点,并给予其相当大的自主权。宋太宗即位后,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对辽政策转为消极防御,在河北沿边依托塘泊布置防线,并大力调整州军设置,以增重边防形势,显示出步步为防的特点。宋真宗时期重新设置河北军事防御区域,布置了三道防线以形成对辽的纵深防御,然而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终于导致了北宋对辽军事行动的失利,承认了辽占据幽云地区的合法性。     

辽朝警巡、军巡与巡检制度考略

辽朝承仿晚唐五代及北宋制度,于五京京城内置设"军巡院",于地方诸处置设"巡检司",并于五京京城首创"警巡院",由各机构官员率兵执行城乡巡逻缉盗、边疆御敌平乱、市场商贸监督,以及五京城市军、民户籍管理等任务。辽朝军警治安与民政管理制度的确立,为确保国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幽州城的文化地位

幽州城是唐朝东北地区的第一大城市,也是幽燕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安禄山、史思明曾以幽州城为大本营,发动长达8年的对抗唐中央政府的“安史之乱”.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独有的边塞风情、特殊的历史事件及巨大的建功空间,吸引了不少唐代文人到幽州城寻求发展机遇,探览古风异景,寻觅诗情文意,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优美的诗文.这些诗文内容广阔,有战争场面、边地风光、民族风情、将士命运、闺妇忧思、个人得失以及对战争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考等,让我们对唐代的幽州城有了更深刻和更丰富的感性认识.通过唐代文人关于幽州城的文学想象、文学描摹、文学活动,透视出幽州城在唐代及以后的文学史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论五代时期的军费

军费是五代时期最主要的财政支出,反映了五代"兴亡以兵"的时局特点.五代军费主要构成为"人马支费"、制造和购置军需品的开支,以及对中央禁军的"赐赉"等三大类.为满足军费的集中性需求,五代的统治者采取"急赋繁征",转运军粮,强制征购军粮和马匹,率括民财,接纳方镇和朝官的"助军"贡献等各种手段加以应对,给百姓造成深重的苦难.     

军堡中的里坊制——一项建筑社会学的比较研究

里坊不仅存在于古代城市和乡村聚落,而且被移植进明代长城边防军事堡寨中。经过大量实地踏勘,发现以军事建制为主的明代边防地区修建了上千个军事聚落,遗存至今保存较完整的也有上百个,里坊居住模式也普遍存在着,居住形态表现在建筑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通过对明长城军堡与里坊制在社会学和建筑学两层面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军堡与里坊均是集防御与居住于一体的聚落,军堡与里坊实际上是同一种聚落形态的不同表达方式,以至军堡与里坊具有建筑学层面和社会学层面的一致性。     

宋代南、北厢军差异探析

宋代南、北厢军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差异:首先,在素质方面,北方厢军在身体素质、军事素质方面均强于南方厢军;其次,在作用方面,南方厢军在南方起着主导作用,且主要用于对内镇压,北方厢军在北方起着辅助作用.且主要用于对外防御;再次,由于作用侧重点不同,二者在社会影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关东军的“内蒙工作”和伪蒙疆政权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与东北一起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日本关东军开始推行其"内蒙工作",向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同时,以帮助蒙古民族"独立"为诱饵,在新占领区先后建立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伪自治政权,后合并成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所谓蒙疆政权."内蒙工作"是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继续和具体化.     

东固会师的原因及意义——纪念东固会师八十周年

东固会师的原因主要是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东固的地理条件和毛泽东对东固山早有所闻,也是重要原因。东固会师的意义在于直接促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使东固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石;为毛泽东提出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奠定了思想基础;促进了全国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促进了红六军、红二十军的诞生,东固成为红六军、红二十军的发祥地;使东固革命根据地成为红军三次反"围剿"的主战场,是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形成的基地;促进了我军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辉煌;使东固革命根据地成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接力站;使东固经验影响到湘赣等革命根据地。     

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

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母丘俭伐辽东还军之地考辨

魏明帝景初元年(公元237),毋丘俭伐公孙渊,为渊所败,引军退还。关于他回军最后到达的地点,《通鉴》卷七三魏明帝景初元年秋七月条记云: 以荆州刺史毋丘俭为幽州刺史,(中略)帅诸军及鲜卑、乌桓屯辽东南界,玺书徵渊。渊遂发兵反,逆俭于辽隧。会天雨十余日,辽水大涨,俭与战不利,引军还右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