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厉禁与弛禁

明代华商出海贸易的规制置于海禁的基本框架下,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厉行海禁时,华商出海贸易被严禁;海禁松弛时,华商可以有条件地出海贸易。明代中后期随着中外环境的变迁,在不同利益主体的长期博弈下,最终促成“隆庆开海”,与之相适应出现了详细的规制。效率更高的制度对效率偏低制度的替代、转换的过程是制度变迁的实质,只是不同的制度何时变迁、如何变迁受诸多变量的推动与影响。明代华商出海贸易法制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帝国的自我修复能力,授权地方政府因势利导私人海外贸易,缓解了内外危机,延续了明帝国的存在。     

论元代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

元代沿袭宋代制度,在东南沿海各主要港口设置了市舶机构,履行对海外贸易监管的职责.市舶机构对海外贸易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出海贸易的监管、征收进口税、违禁品检查、优待中外客商等方面.元代的市舶制度在规范海外贸易的同时,其封建本质也限制和削弱了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试论宋代的舶货

在中国历史上,宋元时期是开放海上自由贸易的时代。除钱币、陶器以外,中国生产的高级丝织品、装饰品、文具等也是蕃商的交易目标。而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商人们到底会带什么样的东西去中国呢?肯定会有大量的舶货自海外输入。那么,在宋代海外交易的盛况中,对中国来说必要的舶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般都认为是香药、宝石之类。那又是怎样的香药,香药中哪一种最受欢迎,香药以外又会考虑哪一类?运送至市舶司的货物,未必都是南方的物产吧?本文试图在考虑产地等情况的同时,通过对进入中国的舶货的研究,了解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条(以下简称为《宋会要》"市舶")以及东洋文库本(藤田丰八手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市舶"条)的一部分,将其中记载进入中国的舶货全部抽取出来,并按内容加以分类,做成分类表,逐次加以分析,考察这些舶货即输入品的特征,进而考察当时海外贸易的特点。作者将舶货分为植物(占80%)、动物(占11%)和矿物(占9%),发现植物类中的83%是香料、药和香辛料,显示中国人对香的偏好。最后,作者揭示,进口的奢侈品被分为呈送宫廷(起发)和剩余的由市舶司在当地销售(变卖)两部分,后一种行为使民间也能用上外来货品,提升了整个宋代的文化。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黄纯艳宋代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海商或舶商。宋代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中的一个高潮。其中的推波助澜之功主要归之于那些航行于东西大洋的海商。由于两宋特殊的历史条件，海商空前地兴盛和活跃，并在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试探

<正> 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可分为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按照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一书中的说法,贡舶贸易,“为王法所许,司于市舶,贸易之公也”,亦即合法的官方贸易;它确立于洪武间,永乐、宣德间臻于鼎盛,但正德之后就趋于衰微.商舶贸易,“为王法所不许,不司于市舶,贸易之私也”,亦即私人贸易;在隆庆改元之前,这种贸易形式是非法的,受到明廷的禁止,但在此之后,开放海禁,这种贸易勃兴而居广州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们可以隆庆改元为界标,把明代广州对外贸易分为前后二个时期:前期:洪武至隆庆改元,为贡舶贸易时期.后期:隆庆改元后至明终,为商舶贸易时期.本文要探讨的,就是这二大时期广州对外贸易两种形式的发展、内容、影响等问题.     

十六—十八世纪华侨在菲律宾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一从什么时候起,菲律宾就有中国移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指出,华侨移居菲律宾,始于公元七世纪;另一些学者认为,菲律宾有中国移民,自明始。这后一种意见,谅来是因为有关此类记载,始见于明代史籍,并见于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征服菲律宾以后所著史籍的缘故。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海外移民,是同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发展相伴随的。因为商业来往的需要,中国商人滞留以致居留海外是合乎逻辑的;而且,限于航海技术,由于旅途的艰险,以及航海中的意外事故,也会导致少数人在海外或长期或短期的居留。中菲贸易,古已存在。在宋代史籍中,已有中国商人同菲律宾许多地方通商的明确记载。但     

论清代闽南郊商贸易与社会融合

郊商为清代闽南经营闽台贸易的海商,多因地理之便与贸易所需而在台湾地区开行设栈,利用闽南沿海航运网络从事闽台贸易。为便利贸易运作和保障贸易利益,流寓台湾地区的闽南郊商通过各种途径建立和维系良好的政商关系、商民关系,以此融入中国台湾地方社会。贸易是郊商进行社会融合的目的,也为其进行社会融合提供物质基础。当闽台贸易形势发生兴衰变化时,郊商进行的社会融合也随之起伏变化,但迄"乙未割台",始终不曾停止。"乙未割台"迫使闽南郊商撤回内陆,但闽南郊商社会融合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绵延不绝,成为迄今海峡两岸社会文化同根同源、紧密相依的坚实基础。这应是清代闽南郊商在台湾地区进行的社会融合所具有的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海外华商网络的构成与特征

海外华商网络是以海外华人商人群体为特定主体,以家族、族群、地区、行业、社团等为社会基础,以五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以共同利益为核心的泛商业网络。从横向联系看,它是一个由海外华商的社会网络和经济网络所构成的复杂综合体。从整体上看,海外华商网络是一个具有封闭性与开放性、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正式性与非正式性的统一体。     

闽南民系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台湾开发

闽南人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她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蛋民与宋元时期的蕃商，这使其具有独特的海洋文化性格。宋元明清以来，闽南人逐步形成了遍及中国沿海及东南亚的商业网络以及重商的商业文化传统。因此，闽南人进入台湾之后，以商业带动台湾的开发，这使台湾的开发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发达的小商品经济之上，这与中国许多地区的开发从自然经济开始是不同的。     

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

近年来,我国企业开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如何利用海外华商网络,达到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海外华商网络功能的有效结合?本文分析了当代海外华商网络的内涵和特征,提出了利用华商网络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19～20世纪美国儒学研究概述

近现代美国的儒学研究从19世纪的新教传教士开始,经过20世纪上半期专家学者的探索研究,到20世纪中后期逐步发展成熟,成为海外儒学研究中心。美国学者从西方哲学认识论角度出发研究儒学及其发展,对于儒学向现代转变和现代性的阐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增进了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封建王权主义权威的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思想上的失落,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从主流走向边缘,由此形成了一种权威主义的性格:施虐倾向与受虐倾向并存。这种性格在当时是必要的,又是合乎情理的。而当今知识分子受虐倾向过重,施虐倾向(批判精神)不足,不得不引起深思。     

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原因探析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同领藏传佛教格鲁派。清中叶以前的历辈达赖、班禅均能彼此相安,和好相处,各执领地。然而到了清朝末年,在多方因素的制约下,双方产生矛盾并不断升级,最终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其矛盾演变结果,对近代西藏地方的发展和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产生了一定影响。     

10——13世纪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度分析

10—13世纪,中国社会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发展。两条主线为从唐到宋的演变和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三大板块为辽—金、宋、夏。以辽金更替为界,三大板块又表现为前、后三国鼎立。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不约而同地走在近世化道路上。三大板块虽然各自独立,但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三大板块趋同的近世元素、深度的社会统一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大元"。社会的深度统一反过来也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     

20世纪初与世纪末的非写实小说高潮

20世纪初晚清时期和世纪末新时期出现的两次非写实小说创作高潮,集中表达了中国文化精英面对现实的现代性焦灼情绪,世纪初的焦虑来自国家民族的存亡危机,世纪末的焦虑则来自人性的缺失危机.这种非写实叙事既开启了20世纪小说的功利性叙事,也开启了世纪末多元化叙事,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多重深远的影响.     

西域苏非派早期发展(10-13世纪)

喀喇汗朝、西辽与蒙古西征至察合台汗国初期是西域苏非派从初传向兴盛的过渡时期,本文论述了早期苏非派在西域发展演变的历史,概述了其特点。     

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10-15世纪)

本文分三个部分陈述了公元10-15世纪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地区传播的情况第一部分所述是10-14世纪,伊斯兰教在该地区流传时停时续,传播速度极其缓慢;第二部分由14-15世纪,伊斯兰教与佛教由相互并存到逐渐取而代之;第三部分叙述了伊斯兰教在吐鲁番占居统治地位后继续向东的扩展.文中还分析了10-15世纪吐鲁番伊斯兰教传播特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关于15-16世纪世界性大航海的几点浅见--纪念郑和远航开始600周年

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标志着人类开始由世界各大洲居民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转向彼此交往日密、渐成一体的状态,文明发达程度急剧提高。对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活动,仍需继续加强研究。当前最需搞清的问题之一,当是要将近来提出的郑和船队分确否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实现环球航行的论证,进一步审核,找出真相。这一上百年的伟大历史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和欧洲人之手完成的,其功不可没,但还应认识到,其成功实乃全世界各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强调这一点,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能启发今人和后人自觉地加强全人类在征服自然中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具有实践意义。在这一历史活动中,中国人和欧洲人分别采取了建立朝贡体系和建立殖民地体系两种对外关系模式。两种模式从道德角度讲可分上下,而从实际后果角度讲,皆遭否定。这提示后人,应该探索出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模式,这种新模式起码是各国,尤其是大国强国,不可忘记实行互利的原则。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农民五次大解放及其特点

20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处理好农民问题有利于处理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问题,解放农民即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土改,到80年代的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改革,再到90年代的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直接民主制度,以及21世纪初农村城乡协调发展改革等举措,使得农民获得五次大的解放.本文就我国农民的五次大解放进行总结与回顾,并分析了每一次农村大变革的基本特点,这对完善农村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

"中国的命运"或"中国向何处去"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的时代课题.这个问题是与"儒学的命运"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且集中突出地体现在它与五四运动的深刻的内在关联之中.没有中国的崛起就没有儒学的复兴,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反传统"在特定层面上、比如在制度层面上是合理的;同时,没有儒学的复兴就没有中国的崛起,这意味着五四运动的某些"全盘"反传统、反儒学是偏激的、错误的.儒学的复兴是必然、应然而实然的,因为这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的内在要求;不过.复兴的儒学并不一定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但却可以成为一种柔性的社会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对前者发挥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