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范围刍议

1995年 1月 1日施行的《国家赔偿法》基本上确立了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雏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国家赔偿范围方面一直存在争议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国家赔偿案件的发生 ,使得对国家赔偿范围的再界定十分重要。针对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实施现状 ,通过对我国国家赔偿范围的分析 ,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 ,提出了把立法赔偿、军事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我国国家赔偿范围的构想 ,并论证了其必要性与可行性。     

论建立司法赔偿诉讼程序——以二元交叉型审理制度为核心

现阶段司法违法行为受害人在获得国家赔偿时存在着申请难、决定难、执行难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现行司法赔偿程序正当性的缺失则构成了不容置疑的制度性障碍.现行<国家赔偿法>对司法赔偿程序的设计是一种非诉讼决定程序,就其属性而言应为行政程序.为此,以二元交叉型审理制度为核心来建立司法赔偿诉讼程序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表征为由行政法院审理普通法院违法司法行为导致的司法赔偿案件;而由普通法院审理行政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监狱管理机关的违法司法行为导致的司法赔偿案件.     

论国家行政赔偿制度的欠缺及完善

我国现行国家赔偿制度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类。行政赔偿制度存在诸多疏漏,如行政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过低,将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远远达不到弥补受害人损失的目的。因此,应从保障人权角度出发,建立多元化的归责原则体系,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使国家行政赔偿制度发挥应有的功效。     

完善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现行的行政赔偿制度已经凸显出许多缺陷,很难满足行政赔偿司法实践和保障人权的需要,应当对现有的法律进行修改和完善,确立以公务过错责任原则为主、危险责任原则为辅的归责原则体系,将行政不作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扩充到国家赔偿法的行政赔偿范围之内,完善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以实现行政赔偿法律制度的重构。     

中国的行政赔偿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一部分 ,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 ,损害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后 ,由行政机关给予赔偿的一种法律制度。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不同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的赔偿中 ,将立法赔偿、公有、公共设施赔偿排除在国家赔偿的范围之外     

完善和发展国家赔偿制度——基于公民权益救济的立场、赔偿与补偿协调的角度

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可以对现行国家赔偿法进行修补,更好的选择是制定一部新的国家赔偿法.制定新的国家赔偿法,应当协调国家赔偿和国家补偿制度,强调通过国家赔偿救济公民权益的意义,这就需要:对国家赔偿的范围作慎重考虑,适当扩大国家赔偿范围;对国家赔偿归责原则作全面检讨,确立违法归责为原则、结果归责为例外的归责体系;认真对待由国家侵权产生的精神损害问题,确立国家侵权精神赔偿制度;着重于完善国家赔偿的相关程序和机制,维护赔偿程序的正当性和保障机制的有效性.     

新《国家赔偿法》中民事、行政司法赔偿的缺陷与完善

就民事、行政司法赔偿制度而言,新《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只限于赔偿程序方面的改进,该制度中原有的缺陷并未得到修正：关于赔偿范围的立法模式封闭性强、精神损害赔偿并不适用于民事、行政司法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没有将民事、行政错判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等。基于此,提出建设开放性的立法模式以保障立法的前瞻性,将民事、行政司法侵权行为导致他人损害的情形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及将民事、行政错判有条件的纳入司法赔偿范围等建议,以期为《国家赔偿法》的再次修订提供参考。     

对新《国家赔偿法》赔偿方式及计算标准的探讨

以新修订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紧密结合司法实践,对新法颁布后仍存在的包括＂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并未体现国家赔偿责任、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标准较低、最高额限制不利个别特殊问题的解决、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和方式不明确、间接损害赔偿范围较小等问题进行充分论证,认为这种制度设置造成被侵权人满意度低,协商型赔偿增加,违背了国家赔偿逐步向补偿性赔偿过渡的必然规律,并建议在恰当的时候进一步完善该法三十二至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     

对"国家赔偿法"的几点思考

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国家赔偿法对于监督和促使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国家赔偿法这几年的贯彻实施情况看，也存在着如赔偿范围、赔偿程序、赔偿经费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法。     

完善司法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基于司法公信力的考量

《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使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在类案中千差万别,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为促进适法统一,建议完善司法赔偿制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标准,通过＂三步法＂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根据＂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表＂确定赔偿区间,参照酌定考量因素厘定赔偿档次,最后由法官裁量决定具体赔偿数额。     

论诉讼失信对司法公信的危害及其治理——以构建全国司法征信系统为落脚点

In recent years, the dishonesty in litigation has occurred and propagated continuously, which brings grea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The poor condition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is exacerbated by the poor response to the dishonesty in judicial process. In view of this, we should construct an open and independent nationwide set of judicial credit system grounded up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formation query platform towards the person who is subjected to judgment and so on. This system can record, deter and punish litigant’s dishonesty, and then realize the enhancement of judicial credibility in the end     

生态损害行政矫正的概念厘定及功能界分

环境法学不少研究者们所指称的生态损害"行政救济"一词，在行政法学的概念体系中具有不可通约性，应当被表述为生态损害行政矫正而非生态损害行政救济。生态损害行政矫正在预防、制止和惩罚生态损害行为中发挥着基础性功能，但无论从救济的功能类型、救济的强度还是损害矫正的对象范围来分析，生态损害行政矫正都有其功能限度。"行政权优先"原则并不适合生态损害的填补性救济领域，仅仅依靠完善生态损害行政矫正途径无法实现对生态损害的充分救济。唯有矫正运用行政权进行生态损害救济的概念表达，并合理定位生态损害行政矫正的功能，方可理顺生态损害不同救济路径之间的关系，实现生态损害行政矫正与生态损害司法救济的有效对接和功能互补。     

印度公益诉讼制度的特点及其启示

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是下层社会成员寻求司法正义的重要途径,其主要特征包括社会行动诉讼、信函司法权和司法能动主义.在我国,公益遭受侵害的情形大量存在,但由于立法规制的缺陷等原因,很难获得司法救济.研究印度的公益诉讼制度对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启示.     

司法审查视野中的诉的利益

司法审查之诉的利益是附着于起诉资格制度的一种救济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诉的资格的实质性内容。从起源的角度来看,诉的利益原本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概念。将“诉的利益”导入司法审查制度中主要有下述两方面的原因1·为了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2·为了保持司法机关职权行使的正统性。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司法审查中之“诉的利益”具有如下特点1·诉的利益的核心内容是“合法权益”;2·诉的利益的生成条件是原告的利益受到了被诉行政行为的侵犯;3·诉的利益的阻却性否定因素比较多。行政诉讼法关于“诉的利益”限定标准过于严格,不利于发挥行政诉讼的作用,对此必须进行改革。     

论系列合同中的第三人权利

系列合同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事件而在不同当事人之间缔结多份合同的现象。按合同相对性原则,合同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因此第三人不能针对违约当事人请求救济。然而出于社会正义和司法效率的考量,在系列合同中,赋予受损害的第三人以合同上权利,直接寻求针对违约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是有正当理由的。实践中,系列合同呈现辐射式和链式两种不同的形态,第三人在不同形态的系列合同中获得救济的条件和方式也有所差异。     

论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

关于案外人申请再审制度中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目前存在着理解上的分歧以及操作上的混乱。其实,只有判决效力扩张所及的第三人,才可能成为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因此,从判决的效力出发,可以找到问题的破解之道。由于不同判决效力扩张的情形有异,申请再审的适格案外人的范围也应有不同的界定:既判力所及的第三人原则上无案外人适格,仅特定情形下的第三人除外;人事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部分第三人具有案外人适格,而公司诉讼判决形成力所及的第三人则完全不可能成为适格案外人;反射效力所及的第三人通常也无案外人适格,但当事人诈害诉讼的情形除外。     

契约治理与项目法人负责制

针对近几年经济界对项目法人负责制的讨论,从契约的角度、用契约治理理论,解释了项目法人负责制的必要性和实质。     

语言证据与专家证言： 美国司法实践视域下的可采性研究及其启示

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的语言证据所指向的是不同载体证据中涉及的语言问题,既可指内容,也可指形式。由于案件中的语言争点往往需要专业领域的分析,因此衍生出了语言类的专家证言。语言类专家意见的作出主体在我国司法语境下可归属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范畴。依据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需求,我国“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借鉴普通法法域专家证言适用的某些规定与标准。但正如美国司法实践中意见证据采纳规则所要求的那样,司法实践适用学理研究需要标准,标准的建立需要学界与司法界互相了解,并通过模拟试验的方式确定可适用范围与可采纳标准,进而推向司法实践。     

论"生育权"及其救济

生育权是公法赋予自然人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一种民事权利 ,属于人格权的范畴。自然生育主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不得阻止、妨碍或干扰自然人生育或不生育的义务。对生育权的保护包括法律救济和法外权利救济方式。     

论毒品犯罪中的诱惑侦查

在毒品案件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已被大量使用,我国立法应有限度地承认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并加强对其规制,建立侦查机关内部监督与检察机关外部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诱惑侦查主体、适用范围、侦查对象选定、特情的建立和选派、立案及诱惑行为强度等几个方面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