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与文学话语范式反思

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和消费主义的莅临,文化价值谱系与人文话语范式陷入解构的困境,现代性文化所坚守的启蒙理性、艺术自律、人文神话、审美超越、历史总体性等元话语,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逻辑下不再合法,代之以后现代主义的世俗化、多元化、浅表化、文艺消费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碎片化等.现代性以来的文学话语范式也随着文学共同体的解散、"文学场"的"他律化"和文学实践的消费化而面临阐释的焦虑,甚至失语.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移动传播场域的话语冲突与秩序重构

移动传播的"去中心化"和"去边界化"改变了社会构型和传播逻辑,驱动移动网络空间的话语转向。话语祛序的媒介实践改变了话语冲突的生成机制和意识形态形塑的主要路径。新技术、新文本、新场景颠覆了移动场域的话语权结构。移动网络空间的符号抗争改变了话语冲突的隐喻机制。基于文化自觉和国家治理的多元话语主体建构命运共同体、新型主流媒体通过"四态"建设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内外合力重构话语体系是移动传播场域弥合分歧、秩序重构和价值引领的可行策略。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话语批评是一门关于话语的整合性社会科学,它关注话语所体现的差异与不平等。族群语言身份是一个涵盖语言特征与族群特征的复杂概念。话语批评的基本信条是"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话语批评关注边缘话语,终极的目标在于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本文以台湾文学中的"乡土论战",《1895》、《海角七号》两部电影为例,分析了台湾话语与文化性格中所隐含的种种忧郁与情结。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主持人语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学术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 ,已经对文学研究形成强有力的挑战。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 ,是迎头对应文化研究的挑战 ,而又运用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从新的路径进入文学的明智选择。文化身份的命题是在后殖民理论的平台上被提出 ,并被移用到文学研究中来的。文化身份研究从文艺美学来说 ,是肯定主体性的美学价值和文学存在合理性的 ,从文学研究的外延来说 ,是语境式研究和文本式研究相结合的。因此可以融合进社会学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原型批评方法、文本分析方法等诸多文学研究方法 ,可以融文学的背景研究和文学的文本研究为一体。本专题各篇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文学中的文化身份问题。王宁教授的《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 ,准确地描述了全球性文化研究对文学形成的挑战 ,并且充满信心地指出 ,引入文化身份问题 ,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王宁还提出在引入文化身份研究中建构中国文学批评话语。如果将王宁教授的论文看作是一种呼唤 ,那么 ,王一川教授的《断零体验、乡愁与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刘俐俐教授的《文学中身份印痕的复杂与魅力》乔以钢教授的《女性写作与文化生存》则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我们惊喜地发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重组的形式

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类型:前者的考察单位是整个社会,后者则聚焦于跟世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生"。历史话语描述了一个个宏大的巨型景观,文学话语更为关注普通的小人物和底层,对于日常领域的反抗能量具有超常的敏感。历史话语作为强盛的文化传统一度是文学话语仰视的对象,而文学话语的成功建构与"人生"范畴的浮现记录了两者之间漫长的观念角逐。     

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及实践探析

引入"话语"概念,"道德话语""政治话语""法律话语"可以作为当代中国纠纷解决的三种话语。"道德话语"是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以儒家伦理中的"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强调实质正义的话语体系;"政治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为了一定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并经历了共产党建设到国家建设演变历程的话语体系;"法律话语"是以保障现代社会"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国家制定的法律规则体系为导向、强调程序正义的话语体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三种话语指代了三种不同的合法性生成系统,并呈现出"显性分化"与"隐性冲突"两种相貌。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探寻三种话语之间的关系协同与权威配置。只有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的法治建设,才能持久运行,发挥作用。     

"批评越界"与"话语振摆":文化诗学的"理论链"建构观念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批评全面崛起于后现代文化的话语场,在与各种当代理论的相互碰撞之中逐渐形成文化诗学的学术品格.在泛文化形态的历史批评中,它提倡文学研究从历史文本转向文化形式而建构跨越学科界限的诗学概念;在历史性的文化批评中,它主张在各种批评理论之间的自由流动而实现跨越话语界限的批评理念.从文学研究的越界批评到文化理论的话语振摆,文化诗学以文化文本的概念重新引入历史文化的整体性思路,在泛文化批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理论话语的对话体系.     

文化还原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原创追求

文化还原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一种价值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研究思路,力图把抽象玄虚的方法关注和讨论,还原为具体研究过程中方法的自觉建构意识,把孤立封闭的学科自赏式的价值关注还原为当代学人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内进行当代思想文化创造的学术事实。文化还原注重在一个开放的历史文化空间对流动着的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化情境与诗缘话语之互动性转换生成关系的学术建构,一方面关注长远时间里那些历史文化因素是怎样生成了具有独立生命意志的诗缘话语的,另一方面则关注特定的诗缘话语一旦作为独立体的文化存在参与到历史文化过程中去,它又是怎样在持续的情境领悟和与时俱进过程中不断催化、生成新的文化情境的,亦即作为传统因素与思想资源是怎样参与到人们不断优化着的现实美学生活建构中去的。文化还原还具有整合当前古代文论研究在方法原则和价值取向问题上相互矛盾对立的意见、命题之思想功能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从而使得“古为今用”与“不用之用”、“回到传统”与“现代转换”、客体复原与主体创造等命题之间的矛盾对立整合为优势互补。     

认真对待观念与话语:话语制度主义如何解释变迁

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正在经历一场观念与话语的转向,逐渐从"内生"的角度审视制度变迁问题。作为新制度主义的最新进展,话语制度主义不仅关注观念的实质内容,而且重视制度语境下话语的交互过程,通过解释行动者的真实偏好、策略及规范取向,在深入考察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方面极富潜力。同其他三个流派相比,话语制度主义没有把制度界定为过于静态且遵循外部规则的激励结构、路径依赖或文化框架,而是将其理解为内在于能动者的结构与构造物。能动者的"背景性观念能力"可以创设并维系制度,"前景性话语能力"则使人们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这些制度并由此变革或维系制度。     

清末民初遗民话语系统的文化解析

清末民初遗民话语系统是在清民鼎革政治背景中形成的,其主要由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名字话语及时间话语等构成。其中,名字话语与时间话语是其主体。名字话语表现为变名、改姓、拒用民国年号等;时间话语表现为运用"义熙"、"阳九"、"癸丑"等术语凸显他们的"孤露遗臣"之情怀和对民国的抗拒。四种话语楔入割舍不断的君臣之伦、狭隘的夷夏观念,使得清末民初遗民的文化倾向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分。     

“中国文化复兴论”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建构

"中国文化复兴论"的生成受到了"以复古为解放"的国学发展模式、西方"文艺复兴"和日本国粹主义的启发。近代先哲在建构民族复兴话语时,都从不同视角强调了"中国文化复兴"对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认为"中国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必需途径与精神动力。近代以来,"古学复兴""中国文化复兴""儒学复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恢复固有道德""第三种文明"等不同文化流派在涉及如何实现中国文化复兴以及怎样以此促进中华民族复兴时,其观点和路径选择并不完全一致。     

话语、中国话语与文学理论的创新

"话语"是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回顾和总结30年来国内学界关于"话语"研究的基础之上,认为,所谓话语,是指文学对话关系中的术语和范畴."话语"是文学理论构成的主要元素,也是浓缩着文学思想的理论构件和载体.因此,"话语"对于文学理论的创新来说极具重要性.文学理论"话语"的创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大致可以在个人话语、民族话语、国家话语和世界话语四个层面上进行.其中,个人话语的创新是基础.也最关键,其它三个层面的话语创新都要通过个人话语创新来实现.所以,要从中国立场出发,以中国文学经验为基础,不断提出和解决中国文学问题,创造中国文论话语,并进而建构中国文论体系.只有这样,才不仅能够在世界文论中取得"中国话语权",而且还能够为世界文论建设不断地输送中国的新鲜材料,作出中国文论家应有的贡献.     

文化强国视域下国家话语能力的建构

国家话语能力是新时期文化强国战略和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实践命题,不但关乎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是彰显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话语能力提升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统一,在新的时代,它又迎合了解构西方话语的客观诉求。在具体实践中,我们要把握住坚定信心、明确方向、注重细节三个导向,通过加强文化自信、回应世界诉求、把握渠道细节等对国家话语能力进行高效建构。     

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

应该总结文学理论三十年走过的路.我所提倡的文化诗学是:强调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本来的同在一个"文学场"的相互关系,给予它们一种互动、互构的研究.对于文学来说,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是两翼,应该两翼齐飞.     

“文化诗学”在中国:话语移植、本土建构与方法实践

作为一次西方理论的中国旅行,"文化诗学"不是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它的出场不仅与传统文论及现实境况内在契合,而且还具有鲜明的学理策略性。自文化诗学"中国化"后,它不断地与传统文论及当代现实相混合、内化与同构,赋予了深厚的民族内涵与现实品格,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特色的文化诗学雏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论发展史上的一次方法变革,文化诗学打破了过去"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长期割裂,在双向拓展、互动互构的思维理念上实现了"文学场"的整体性关联。从形式回归历史,主张文学与历史、文化的结盟,是中国文化诗学实践的基本原则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及其制度培育的必要性

公共话语空间是指公众就社会事务展开自由、集中的理性讨论,并藉以形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话语平台。当代中国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制度培育路径,来构建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的政策价值在于,借助以网络为载体的"部分人的对话",强化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合法性,不仅有利于决策者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出界定和判断,而且有助于生成一种"有管理的自治"的话语平台,来解决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难题。     

论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问题--以寻根文学为发生中介物

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在文革潜在写作和反思文学阶段还处于萌芽状态,并没有被社会认同.待到寻根文学阶段,作家们对道家话语的张扬和建构已经自觉化、公开化.韩少功、阿城们在他们的理论陈述中鲜明地表现出对道家文化的张扬姿态,阿城所塑造的王一生等形象与道家的"真人"人格理想具有相同之处,汪曾祺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桃花源情结"及对"水的感觉"的追求也与道家"质性自然"等思想相同或相通.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寻根文学作为发生的中介物,终于使新时期文学中的道家话语发生完成了"继续不断的建构",并使之获得了话语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