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的经济学解析

经济学对人际关系的解释，以其对自利经济人性的认定为根基。经济学对人类行为观察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主要在于，它把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看作是在稀缺环境中依据“条件极值”法则来追求自身利益，也就是在稀缺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行为。自利是人的本性，利他也是为了利己，利他主义行为实际上是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损人者的动机当然也是利己。自利行为，利他行为及损人行为以及相应的人际关系表现形态，可以说是每一个理性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根据不同的稀缺环境和特定的约束条件而采取的或表现出来的不同行为特征，以及由此行为特征所决定的人际关系特征。     

走出困惑：“经济人”的合理性解读

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原点 ,“经济人”内含的自利趋向 ,乃是由市场经济的根本特征所决定的 ,是对市场经济活动本质属性的真实反映。“经济人”虽不等同于现实的人本身 ,但“经济人”假说是对现实市场经济活动所具有的普遍特性的一种理性抽象与科学概括。经济人以利己为目的 ,与人类社会的道德终极诉求是相适应、相一致的。就像我们不能将对经济人的特殊道德要求泛化到非市场经济领域一样 ,亦不能将非市场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强加于经济人。     

“经济人”与制度正义初探

“经济人”是在对现实生活中的人进行科学抽象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经济人的行为受制度规范和约束。但是，经济人不正当的寻租行为会导致不正义制度的产生。这种缺乏正义的制度不仅难以规范经济人的行为，而且会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严重恶果。因此，树立制度正义，实行有效的制度正义实施机制，实现经济人与正义制度的良性契合意义重大。     

国家悖论与市民社会的构建

诺斯的“国家悖论”深刻地揭示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即国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国家悖论”在中国转型时期也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国家悖论”是非常重要的,对中国转型期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有现实意义。“国家悖论”的原因是国家也是个“经济人”,也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悖论”的实质是国家权力悖论,即国家的权力超出了它本来的界限。因此,应限制国家的权力构建强大的市民社会来解决这一悖论。     

利益：联结自利与诚信的纽带

追求自我利益是人的本性,经济人总是理性地去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诚信是对自己某种信念的忠诚,自利与诚信不应该是对立的,而联结自利与诚信的纽带是利益。     

再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下）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再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的价值合理性（上）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是建构在“自然秩序”和理性论哲学基础之上的,是斯密“自然秩序”伦理观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和证明。“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般性、本质性特征的理论抽象。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无论是在经济学视野还是在伦理学视野,“经济人”假设都有其价值合理性和局限性。“经济人是理性的”,“经济人”还要受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     

"经济人"、制度和制度伦理探微

尽管根据“经济人”理论假定 ,“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主体 ,但在现实经济社会中 ,它必须受制于制度、在伦理道德领域必须受制于制度伦理的约束。制度是准则、规则的集合 ,制度伦理则是制度的道德性与道德的制度化相协调的一系列规范和规则的制度安排。道德建设的基本路径依赖是制度伦理建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演进与批判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其基本内涵包含自利的行为动机、理性的行为目标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三层含义。在理论假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从理性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无论如何批判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剖析

为研究公共行政人员的职权行为,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规范的方法对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产生的困境进行分析。分析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物,“经济人”或“公共人”的人性假设无法解释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动因及其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而“利益人”的人性假设正与行政人员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相契合,并且有力地解释了行政人员在行为选择中所产生的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组织负责、对岗位职责负责还是对社会职责负责、对个人正当权益负责还是对公共利益负责的伦理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只有通过制度伦理建设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救治,才能化解行政人员行为选择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的行政行为。     

"囚徒困境"·理性悖论·交互认识论

"囚徒困境"模型基于理性人的利益冲突,但其理性是受严格条件限制的,而且是不完备的;其中体现的个人理性与群体理性的矛盾,可以通过重复博弈来解决,从而实现由非合作到合作,实现理性与道德的一致;这一交互决策的模型,奠定在交互认识的基础上,交互认识是主体间性的重要社会认识论表征。     

解析幸福人：亚当·斯密问题的再探讨

中国的GDP越来越高，人们对幸福的关注也越来越强烈。作为社会人的我们，既要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找经济基础，扮演“经济人”的角色，又要修身养性，做个“道德人”，遵从各种道德规范的要求，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从而获得心理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互利主义：道德经济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经济人"奉行利己主义行为准则,"道德人"奉行利他主义行为准则。"道德经济人"实质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和融合,因此,"道德经济人"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互利主义。     

向文化人生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学走向

从人学视域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人观念的超越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经济人观念的批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人的自我理解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历了政治人观念、经济人观念,正在向文化人观念生成,表现为经济生产的文化化、个体自我的理解化、社会政治的合理化、个性生活的多样化。     

逆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与生态自觉

逆全球化中经济人的伦理困境体现为道德人格缺失引发信任危机、经济理性膨胀导致人性物化、消费主义泛滥致使价值错位,它表征着资本主义国家自由与理性精神的衰落。经济人需要一种生态自觉,将人、社会与自然纳入整体性关系之中,自觉转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生态经济人。生态经济人是经济人面对伦理困境的一种自我革新,它具体表现在生态人格、生态理性与生态消费等方面。生态经济人重视生态人格,以实践中的生态人为基础,自觉遵循社会生态系统各领域的规范性约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抵制极端利己主义,自觉发展人的自由个性。生态经济人注重生态理性,以价值理性、交往理性、实践理性为根基,在世界性的交往关系中发展人的丰富性,反对用同一性思维来压制他者的差异性,自觉克服狭隘的价值偏好。生态经济人强调生态消费,注重生产、消费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高效简便的能量交换机制,追求绿色简约的生活方式,自觉提升人的自由能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人的发展研究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探索当代中国人的发展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辩证关系原理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人的发展状态应是“道德经济人”,明确了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方向。而培育和塑造“道德经济人”则是当代中国人的发展路径。     

"经济伦理":一个虚拟命题?

经济伦理有其可能性与合理性的逻辑-历史条件。经济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三大悖论:目的-工具两难的价值悖论;"立法者"-"阐释者"僭越的规范悖论;制度化"围城"的实践悖论。三大悖论导致了经济伦理的三个文化危机:动机危机;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悖论危机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伦理至今仍是一个虚拟命题。     

回归什么样的理性--当代人性理念的重构

通过批判性的分析人类理性的特点,得出当代社会的所谓道德困境在于人的认知理性扩大了自己的使用领域,其现代理性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为:经济理性与科技理性。它造成对人类追求意义生活的价值理性的抑制。因而解决当代道德困境的关键点在于人类对理性自我理念的重新设定,即建构能够合理使用理性的“社会人”的人性理念。因为人类是通过重构自我形象来实践自身的行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