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革时期的觉醒者和“扎挣者”

中国现代文学在诞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通常是把它称为“新文学”的。这固然有个面宽面窄的问题,但主要是与旧文学比较而言。说它新,是由于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更因一个新的形象——小资产阶阶知识分子形象的兴起。由于它的出现,才在文学发展史上断开了一个时代。从宏观上把这一形象放在二十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汇碰撞中,从新旧文学形象的演变与对比中,深入考察它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是很有必要的。但过去的研究中却更多地把现实革命斗争和作家情况作为两大参照系统,习惯于只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上,将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笼统地加以区别。由于文学是人学,脱离人和文学形象而探讨的新文学,就很难是     

怎样认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同志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以下简称《黄文》、载《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中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并通过对历史的“选择、取舍、删削、整理、组合、归纳和总结”,论述了中国文学怎样走向世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现代美感特征以及由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最后,阐明了他们赖以建立新概念的“新方法”。文章的探索精神是宝贵的,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许多见解给读者以有益的启示。例如,他们力图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内在     

反叛与眷恋─—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

反叛与眷恋─—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文化意义戚钧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的“乡土”两字，首先并不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而是意味对一种几千年续接下来的文比传统的背离与回归的复杂的两难情态在文学上的表现。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价值系统全面崩溃的时代，特别是针对正统的...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论近代翻译文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涌现出的规模宏大的翻译文学现象,中断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学的运行轨程,从此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大交融的洪流之中。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是一个自我完善自我封闭的系统,翻译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打破了闭关锁国的文化心理,输入了面目迥异的文学观念与创作手法。     

《春明外史》的社会言情特征

《春明外史》是张恨水早期的代表作。它以一个青年的两段不成功的爱情经历为线索,引出了当时北京广阔的生活画面,使得“言情”小说同时具备了“社会”的特征。在这部小说中还体现出了作者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特殊时期对旧文学流派的承袭和对新文学技巧的探索,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的,对以后的通俗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西文化交汇情势下的中国文学发展道路的选择--论四十年代民族形式问题的基本内容和意义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是世界化与民族化两种倾向互相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四十年代文艺文学界所展开的“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讨论仍然是这一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场讨论的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立足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创造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当下,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仍然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论新文学史观的发展之路

文革之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成就卓著。这与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论进行有效的改铸大有关系。这包括“指导思想”层的史实性考察，也包括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认定，更是指现代文学主题面的思想性提炼。有些研究者带着新时代思想启蒙者的自信与勇毅，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贯通主题提炼成“改造民族的灵魂”，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所进行的大胆的改铸及修正，但似乎不能在现代文学史现象研究中得到流利的贯彻、后来迅速流行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此正相呼应。这一概念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容易引起非议的，不单是它对“五四”的意义强调不够，而是对中国新文学的“新”的传统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确认、匡定中国新文学学科基本格局当然有许多角度，但其主脉应是寻索贯穿其整个历史的新文学传统的确立、定型及基本完成的过程。新的文学传统的形成自当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传统面临巨大的历史冲击和变更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综结。     

二十世紀美国小說中的哲学

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是对人生主要价值的巨大而严肃的探索。这种价值的探索,以及对价值的缺点与相互限制的批判,在传统上就叫做哲学。美国小说里的哲学比我们哲学系出产的哲学还要重要得多。美国文学和欧洲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都处于同一时代。有限论就是虚无主义。它在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占了主要地位。对庸俗实用主义的批判说明了一个普遍问题,就是:这些作者都在反抗一切主要的和正统的美国传统,而实用主义就是这些传统之一。但是他们看出这种反抗是一种没有指望的斗争。除掉“实用主义”,还有四种主要的美国传统受到批判:第一是“基督教”。基督教在小说里很少提到,这是最突出的一点。二十世纪的美国小说不但把基督教抛在后面,而且大部分也是非宗教的。第二是“资本主义”。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都是为了无限制的、不择手段的获取利润,从而导致经济权力越来越集中在日益减少的、辛克莱所说的“相互勾结的巨头董事”手中——这种幻觉当然在目前许多小说家心目中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第三是平均主义民主。以辛克莱和法雷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旧日的美国平均主义民主传统融合起来,把人人都有同等的发财条件,人人都受同等教育理想化了,把杰弗生的对不同需要和价值给予同等教育机会的人道主义理想都压过了。第四是从爱默生到皮亚斯和劳艾斯的自由与理性的超越主义与唯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小说里,这种人文主义的唯心主义成了一个美丽而不真实的梦。在德莱塞、刘易士、华登、斯坦倍克、海明威、巴苏斯和福尔铿勒的小说里,人总是一个社会环境的俘虏;一个不带人性的机械制度下的受害者,一个有神经障碍的病人,受着动物本能的猛烈驱使和罪恶历史的打击;……总起来说,我们已经从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的哲学转到二十世纪美国文学的哲学上来了。这个结论是残酷而不好受的,然而却避免不了。     

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一些因素 ,已经难以从作为其合法父代的新文学小传统即“现代性”传统中找到其变化契机 ,并以现代文学合法性资源为依据对之作出有效阐释。九十年代文学变化中的种种迹象显示 ,中国文学史上的“二十世纪文学”和“现代文学”很可能是一对可以互相取替的等值概念 ,其恰当的下限 ,应判定为二十世纪末     

海派文学的现代性

海派文学从严格意义看是现代上海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具体而生动地演绎着上海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与现代的“市”的边缘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边缘性、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商品文化”的边缘性。海派文学的基本性状诸如反叛性、竞争性、松散性、实利性、装饰性等较之上海文学的其它成分，更可以从上海文化精神中寻得大部的一致性。它是一种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都市文学，因而更鲜明地呈现出力图摆脱传统文化束缚的现代性品格。     

“孤独者”与“零余者”比较论

中国小说真正成为文学之正宗,是从五四时代开始得到确认的.小说正名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其创作的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在现代小说里得到了全方位的反映,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过多少种人物类型,现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就有多少种维妙维肖的形象.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     

20世纪中国文学市场化中的“文化审美过滤”

“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中国人被动或主动打开国门、使中国融入现代世界或让现代世界融入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过渡带上生产出来的文学,有明显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杂糅的复合元素。这些复合元素主要是由文学市场化趋势中的“文化审美过滤”中介：1）现代汉语白话新文学运动,2）人类中的另一半——女性开始以主体身份审美化,3）文学生产因编辑出版复制批量化,4）翻译行为现代价值取向化,等等,一一呈现出来的,以至于回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与其论断它的属性是前现代的、现代的或后现代的,不如说它是现代过渡带的,它已不同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不再气质促狭和辗转反侧在皇室庙堂与民间江湖间、不再品格摇摆在非此即彼的传统二元文化夹缝中,而是显示了创生出“另一个世界,另一个自我”的多元审美的可能,具备了一些有别于古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中国”思想、情感与美学品质。     

晚生代:二十世纪最末与 二十一世纪最初的一代

“五四代”代表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历史，“知青代”则浓缩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的历史，“晚生代”的异军突起，正是中国新的一代诞生的文学上的标志，其灵魂也确实深深地打上了异质社会的烙印。学术界有勇气正视他们是“五四代”、“知青代”之后的又一“代”吗 ?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

1978年～1990年,中国当代大学生在这历史性的十年中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学术思潮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笔者在此就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关系作一定的探讨。一、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当代大学生的视角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派”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在“先锋主义”、“颓废主义”、“实验派”和各种现代文学艺术流派名称之下兴起和汇合的一场文艺运动,一股文艺思     

20世纪中国"人本文学"的变异与残缺

中国文学以 1919年的“五四”文化运动为界碑 ,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人生”、“为艺术”的文学理念 ,消蚀弱化了传统文学的“文以载道” ,注入圆融了“人本文学”的“立人”新质 ,使新文学在前 2 0年内达到了一定的整体审美高度。从 30年代初至 70年代末 ,“人本”意义上的文学逐一缺失 ,社会学、政治学因素日渐提升 ,文学开始了她无奈的变异与滑落 ,形成了半个世纪无文学的残缺史。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审美与功利的对峙与互补——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中的文学价值取向

从文学价值与功能的角度考察，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包含了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的两种观点。“功利”与“非功利”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如果以“文学有用抑或无用”的方式提问，我们必须回答，文学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文学都是有“功利”的。而“功利”与“非功...     

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

确立“文学经典”是建构文学体系和选择文学话语方式的必然途径.二十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针对“文学经典”问题有过多次论争,并屡次尝试以全新的标准确立新的“文学经典”体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通过“古为今用”重评古代“文学经典”,一方面通过“洋为中用”评价外国文学经典,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当代文学“新经典”的建构.这种政治实用主义视野下的“文学经典”体系建构,对当代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