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前夜”背景和诞生方式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近代意识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对域外文学主动选择的结果。“适者生存，劣者被汰”的认识模式与“强国富民”的愿望共同构成文学革命诞生的“前夜”背景。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在其形态上表现为理论预设为先，创作实践相对贫弱；功利意识为主，审美意识为辅，反封建、重启蒙的主流意识占据统治地位，而文学本体追求相对较弱的特点。从语言形式变革、文学内容更新到全民接受视野和个人接受特征中，无不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总体上是一种功利的冲动而非人文的冲动．是在一种非文学或非审美的环境中诞生，这非人力所能左右，而是历史的必然。     

物化批判的三个向度与物化的同一性逻辑——阿多诺物化批判理论探析

阿多诺主要围绕哲学、社会和文化三个向度展开物化批判,揭示了物化现象背后的同一性逻辑。在哲学层面,他分析了黑格尔的同一性思想,批判了概念拜物教;在社会层面,他解释了工具理性的同一性,批判了总体性的社会统治关系;在文化层面,他着重解释了交换价值的同一性,剖析了物化意识现象。阿多诺的物化批判理论分析了物化的本质、逻辑和表现形式,指出了这种作为社会病理学方式的物化,并突出非同一性的价值。     

论功利世界中人的无我性

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分析,人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物,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这种普遍性是与特殊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特殊性的人可以利用人的普遍性,使人成为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使人物化成为手段,在这里,手段没有被包含在目的之中,资本主义社会凸显了人作为手段的功利特性。人也努力使自己成为手段,只有成为手段人才具有功利的价值。在功利的世界中,当人努力成为手段的时候,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我,成为无我的人。失去自我的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大众,在大众中,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利用的,这些人的相互结合常常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危害。摆脱这种无我状况的途径就是要有精神上的信仰,要追求真理。     

运用阿多诺的星丛式思维思考“以人为本”

阿多诺不赞成一切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和支配,同时他也反对一切主体支配客体的事物。他推崇的理想的关系是一种全新的主客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这种全新的伙伴关系被称之为"星丛",他把客观世界中存在的一切条件和因素都形成一种自然的星丛式的关联。在分析阿多诺"星丛"式思维的基础上,可以借助于"星丛"式思维更加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     

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困境

德国哲学家阿多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主要是提醒我们,艺术表现自身的暴力难以避免,我们需要承认其不可能充分表现罪恶与苦难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始终面临这种两难境地:奥斯维辛之后生者有写诗的责任,但又难以摆脱写诗的野蛮性,艺术只能以分裂和矛盾的形式来表达罪恶与苦难。     

物化的社会：阿多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素描

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它却越来越被生产关系所中介;阶级依旧存在,但作为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消失;真正的个体性正在逐步丧失;同一性和交换原则一起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政治对经济的控制在不断增强,但这种极权的政治统治并没有在所有西方国家实现过,国家资本主义只是表明了西方社会中的某些趋势。理解阿多诺的晚期资本主义观,也将启发我们如何把握当前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阿多诺论历史进步的可能性

尽管阿多诺批判了启蒙,但并不是对历史抱悲观主义的态度。当人们通过交换真正购买到的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时候,一个理性的社会就会产生。进步就是人类自身对自然控制的结束,就是人类社会每一阶段对这种控制的抵制。阿多诺认为,历史没有一个统一的主体,历史的基础是个体之间的联系,但历史的进步需要一个全球性主体的出现和人性的确立。历史的进步就是体现在每一微观层面上个体主体、全球性主体与客观世界间的星丛,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间的和解。     

从奥德修斯、哈姆雷特到汉姆——阿多诺关于个人的三个美学模型分析

通过考察西方文学史上的三位人物形象,即奥德修斯、哈姆雷特和汉姆,阿多诺论证了资产阶级个人在西方社会中的演变。奥德修斯作为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以牺牲内在自然而征服外在自然;哈姆雷特则充分展开自我意识,精心设计了复仇计划,因此他是现代资产阶级个人的典型;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逐步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汉姆正是这样的"活死人"。把握阿多诺的这种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境况及其中的资产阶级个人。     

论辽宋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10世纪中叶，辽宋双方形成的对峙格局，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结果，而是北方民族的总体发展趋势，适应了历史现实的必然结局；它显示了南北民族在各种社会领域内相互冲突，碰撞的历系。但最终，以契丹族为主体的北方民族在社会机制的健全发展中，尽量地抛弃了固有的盲目性传统而体现了充分的民族自觉性，反映着自我觉醒的民族理性意识的光辉，从而使根植于民族求同意识上的北文化同构，发生了日益深刻的社会效果。     

层次(思维)教学法的理论与实践

金鸡西坠玉兔东升,光阴荏苒岁月匆匆,弹指间,笔者在教学改革的“田园里”耕耘了十几个春秋·十几个春秋的学习,十几个冬夏的思考,十几个寒暑的积累,教改灵感利时涌现,也许是偶然中的必然,也许是必然中的偶然,欣然推出层次（思维）教学法。人们常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学习数学就是训练思维,学习数学就是学会‘微学地思维”。然而在传统讲授法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今课堂,多数教师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重复着复习旧课、引入新课、讲授新课、课堂练习、小结、布置作业的教学模式,他们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准层次教学,但他们当中真正…     

上海市民个人信息安全素养评价研究

信息安全已成为信息时代国家总体安全的基石。个人信息安全是保护个人隐私和财产的必然要求。文章对个人信息安全和信息安全素养的内涵进行剖析,运用问卷调查法对上海市民个人信息安全状况、个人信息安全环境、个人信息安全意识、个人信息安全能力等4个方面进行评价,发现上海市民遭遇个人信息安全侵害的频率较高,但损失程度不大;他们的个人信息安全意识有待提高,个人信息安全能力一般,尤其是大部分市民的密码设置能力有待加强。     

毕飞宇《玉米》中玉米形象解读

因男性对女性的长期权力统治,致使女性内在化了男性的意识形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男性统治的帮凶和走卒。美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安德丽安·里奇用“强迫的异性爱”对此做了经典概括。毕飞宇小说《玉米》中的玉米便是这种典型:一方面男权意识已渗入她的意识深处,严重地并化和扭曲了她的性格,她是男权意识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她又自觉地接受男权意识,成为男权意识的帮凶和走卒。     

郁达夫的男权意识与文学创作

五四时期张扬个性的郁达夫作为男权中心社会的一员,他始终无法摆脱男权意识的传统影响,在抒写女性时,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男权意识与男性立场。     

非总体的星丛——批判理论的阿多诺维度

本文认为批判理论在阿多诺这里体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他着意于一种批判性的辩证态度而显出其理论上的否定性特色。具体体现为《启蒙辩证法》中的社会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中的哲学批判,前者是对总体性社会的否定性辩证,后者是对传统体系哲学的否定性辩证。这种对总体性社会及其体系哲学的批判形成阿多诺独特的思辨方式,呈现为一种非总体的“星丛”模式。     

个人选择与政府选择的制度平衡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与个人选择权的增加和政府控制的减少有很大关系,而目前两者之间相互调整的不到位是一些深层次社会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立足中国的现实环境,探讨中国长治久安、和谐发展的社会制度安排,尤其是个人选择与政府选择之间的制度平衡,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社会历史规律产生的机制和起作用的机制

社会历史规律产生的机制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以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为基础的人的主体能动性活动是产生社会历史规律及其规律层次的实质内容;而个别体现一般、个别转化为一般,偶然体现必然、偶然转化为必然是社会历史规律产生机制的表现形式。社会历史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可以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客观的和主观的。不能把社会历史规律起作用的主观的成主体的机制当做社会历史规律的主观性。     

郭象“性分”思想的矛盾两重性及其评价

“性分”思想是郭象哲学的核心与基础,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郭象“性分”思想统合了先天、不变、必然的“命”与后天、可变、偶然的“遇”,并以“遇”为“命”,强调“性分”的自然而然与理当如此,这就决定了“性分”思想具备先天与后天、不变与变、必然与偶然的矛盾两重性特征。此外,对郭象“性分”思想矛盾两重性的评价也应一分为二。就抽象理论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及个人身心的安顿;就具体现实方面说,郭象“性分”思想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及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个人自由与社会限制

理论上的自由与必然有着不解之缘,而实践上的自由却往往与必然为敌。这种矛盾的状况在社会生活中突出地表现在对社会限制的态度上。无形的社会必然性通过有形的社会限制来实现自己的制约力,这规定了社会生活中个人自由只有在与社会限制的统一中才能实现;但现实中的许多人却把自由的追求诉诸于对一切社会限制的反抗,企图使自由成为不受约束的行动。当必要的限制被混同于专制的束     

属下与他者的政治——论《让爱有天意》中第三世界女性意识的建构

作为典型的后殖民小说,斯里兰卡著名女作家茹·富里曼的处女作《让爱有天意》将故事背景设置为充斥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斯里兰卡。虽然那里早已摆脱殖民者的直接统治,但其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等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旧时殖民统治的痕迹。当这一问题与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纠缠在一起时,局势便显得更为复杂,面临多重困境的女性群体往往需要采取更为激进、巧妙的手段加以回应。富里曼以一对典型的斯里兰卡母女为叙事视角,叙述了第三世界妇女在种族压迫、阶级压迫与性别歧视的社会里是如何积极挑战“属下”和“他者”地位,并最终建构起别种的女性意识的。      

关于“文化工业”本质的再思考

"文化工业"理论是阿多诺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蕴含着对于商品拜物教和技术的双重批判。然而,很多学者往往从单一角度入手探求其本质所在,得出的结论虽有合理之处却最终流于片面。事实上,商品拜物教和技术在阿多诺眼中绝非相互隔绝,二者完全可统一于西方哲学"同一性"传统之下。而只有以此为基点进行分析,才能正确揭示出"文化工业"对人类进行双重统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