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黑格尔明确区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开启了市民社会理论的现代转向。自由理念的实现依次经历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环节。市民社会的成员既相互独立，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又相互依赖，每个人都以他人为手段。国家超越并提升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内含需要的体系、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三个环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颠倒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对两者的区分存在不彻底性，忽视了文化批判领域，存在着国家至上主义倾向。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及近代,市民社会一脉相承的传统含义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的同一.黑格尔则彻底颠覆了传统市民社会的哲学含义,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市民社会的三个层面需要体系、司法制度和外部秩序.     

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社会理论的生成——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双重超越

黑格尔将市民社会确定为资产阶级社会,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受到黑格尔的影响,通过否定黑格尔的国家方案将现代社会的症结进一步锁定在市民社会之中。随着市民社会批判的深入,马克思实现了对黑格尔的超越：第一,揭示了黑格尔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彻底性并清算了其资产阶级的立场;第二,通过广义市民社会概念创立了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理论。重新检视这一思想历程,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论市民社会理论变迁中的两次颠覆及意义

市民社会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学术思想史上曾经历了重大的变迁。传统哲学家把市民社会理解为是政治国家的统一体，是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那种状态，黑格尔颠覆了这种理论，指出市民社会是国家和家庭的中间阶段，是一个经济联合体，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再次颠覆了黑格尔的理论，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抽象性和神秘性，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社会存在的物质生活领域，以物质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进而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     

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对基于市民社会的国家理论的考察

近代以来,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理论探讨和实践方案设计都可以说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入手的,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以及如何根据市民社会的要求去规划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是近代以来全部政治学研究的重心。在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分析中,理论分歧主要表现在是从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出发还是"社会"出发。黑格尔提出的是另一个方案,他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然后在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寻找中介因素和环节。但是,黑格尔的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他所发现的中介因素是不可靠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阐发了一种通过消除市民社会中的异化去建构国家的设想。20世纪后期开始的新市民社会运动证实了马克思的设想的科学性。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评析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给国家神话"去魅"的极其重要的规范性范畴,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创立始于对黑格尔市民社会学说的扬弃。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多重含义,他精辟分析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政治意义,以及两者的实质统一性。马克思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指出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内在勾连。     

黑格尔的解放伦理与马克思的现实批判

在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人的解放展现为精神外化运动过程中劳动基础上人的内在必然性(自然现实)与外在必然性(伦理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针对卢梭等人的自然状态理论忽视劳动及劳动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对人的解放作用,黑格尔指出劳动与市民社会是人的解放的必要环节,它形成了自然必然性与自由普遍性相统一的伦理性的整体事业;政治国家是人的解放的充分条件,它构成了个体主观自由与共同体客观自由相统一的活的伦理实体。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解放伦理思想的合理性的同时,对黑格尔解放伦理思想在实际中具体展现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性质与政治国家的虚幻性进行了现实批判,指出黑格尔虽然正确地看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是一种矛盾,但是他只是囿于作为抽象劳动体征的私有制,企图以伦理国家来统摄市民社会以实现普遍自由,而要彻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消灭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雇佣劳动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国家。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

与传统的对马克思早期思想的解释不同,笔者认为,在1843年前后,马克思经由了一个"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过程.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创立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说得益于他借助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完成了这一转变.黑格尔与斯密之间具有继承关系,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以国民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学范畴,<法哲学>就相当于黑格尔的国民经济学.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比黑格尔还黑格尔地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是因为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经济规定.马克思放弃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的真正契机是市民社会概念,坚持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立场对于马克思完成从国家到市民社会的转变以及走向创立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局限在于,当时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在总体上还笼罩于黑格尔的国家观之下,还没能摆脱黑格尔左派的国家批判和宗教批判的政治立场.     

市民社会理论的变迁——从黑格尔到马克思

黑格尔终结了传统哲学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等同的理论观念，第一次将市民社会范畴从政治国家的概念中剥离出来，成为市民社会学说史上的转捩点，他“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切入点。马克思由此出发。基于市民社会是人们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变往”，进而确立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所形成的“天赋人权”、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等重要观念，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是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涵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他过分地抬高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在于他们把握住了作为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

现代国家兼备阶级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其基本特征是政治性,核心是公共权力。公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的社会自主领域。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各有其限度,政治国家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淹没公民社会、背离公共利益、权力寻租以及政治合法性限度;公民社会的限度主要体现在:滋生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它不是民主政治的充分条件。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应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以克服各自的消极方面,超越"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形成双向适度制衡和发展型互惠,形成政治国家能力强大、公民社会富有活力的新局面。     

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发展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题。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强大活跃的公民社会是市场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公民社会与契约精神内在关联,社会生活契约化体现着自由、平等、法治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起点——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霍布斯与洛克以抽象的人性为出发点,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契约"的基础上建立市民社会理论;黑格尔虽然认识到"特殊的人",但其市民社会始终被吞噬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进展中。马克思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入手,揭示出市民社会中私有财产所代表的生产关系的分裂与矛盾,从而使市民社会获得了人的"感性的活动"之历史起点。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语境下的行业协会及其中介功能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继承了近代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社会”二分法作为市民社会实体存在的依据，继而进一步提出了“国家-市民社会-经济”三分法，并在此基础上界定市民社会，把市民社会指向与政治国家、市场社会相并立的第三域，社会中个组织构成市民社会的主体。行业协会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构戍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是市民社会中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行业协会具有联结市场和政府的中介功能，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下的中间调节机制，     

市民社会背景下刑法与民法的冲突及其选择

刑民冲突是刑法与民法在同时调整相同的法律关系时,在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现象,它一般表现为两类形态,对于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的冲突,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以及司法观念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不容易解决。由于市民社会社会契约、人权保障、自由的理念决定刑法应该从偏重社会保护转向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且在市民社会中,刑法发动的滞后性以及民事制裁和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惩罚性赔偿也具备惩罚与预防的功能,因此,在解决刑民冲突时应遵循"民事优先"的一般原则。在处理刑民冲突的具体案件时,还应当考虑被害人的意愿、社会公众的情感、社会形势等因素。     

公民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

随着公民社会话语在当代中国语境的逐渐兴起，关于公民社会的讨论日益成理论界的一大景观。公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目标即人的全面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公民社会是透视人的全面发展的崭新视域，人的全面发展是公民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要培育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论市民社会的双重角色:基于马克思和葛兰西的启示

立足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角,马克思和葛兰西分别强调了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功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说明市民社会已在发展和积淀中逐步具有了双重角色,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种线型的单向演进,而是基于国家现实表现的相机反应。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既为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又为国家提供了起码的道义认同。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则在消极认同的基础上发展成对国家意志的积极维护,并持续推动镇压性国家机器的规范运行。     

公民社会理论之困境

作为政治社会学领域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社会理论一直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各国学者为了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对公民社会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虽然理论界认可的公民社会理论具有构成要素及价值上的共同基础,然而,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众多理论及实践上的困境。一是公民社会理论构建的要素之间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内在结构性问题。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自身内涵的局限性造成外延上的逻辑冲突,而非政府组织在实现自治并形成对国家权力制约的过程中,由于其内部的科层结构以及外部对国家的依赖很难实现其应然目的。二是公民社会理论价值方面存在严重弊端,表现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理论的缺陷。占有性个人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所阐述的人性的缺陷和精英多元主义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构建造成严重障碍。三是公民社会理论的实现要素受到国家主义的干涉。国家和社会的划分问题至今是理论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     

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东亚政治实践对西方经典理论的检验

西方经典理论认为，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监督选举过程、推动政治参与、强化民主教育等方面。通过考察东亚国家的政治实践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巩固的结论可见，东亚公民社会仍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利于民主巩固的因素，如公民社会缺乏对民主政治制度化的影响力、公民社会在社会整体利益的整合面前无能为力、公民社会的过度动员等，很容易对民主进程造成分裂性的影响。这一结论表明，对于制度赤字的转型国家而言，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而要更为有效地巩固民主，仍需回归到国家、政府和政党来思考问题。     

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新解读

西方学术界对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的关系一直持比较乐观的态度,甚至有学者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必要前提。这种结论实际上忽略了诸多重要因素,如公民社会概念的差异性、公民社会对国家及民主的依赖、虚假的政治变量的存在以及公民社会决定论的误导等。有必要对这种乐观的理论观点予以反思,重新审视当代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全面而谨慎地解读两者的关系。这些思考无疑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以及民主化进程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和现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