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日本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差异

二战后日本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往往被视为一体。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日美两国基于在全球、地区及国家等几个层面的不同战略考量以及各自所处现实和历史的不同,在对华政策上开始出现不甚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诸多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相对于对华需求更多而力争合作防范并举的美国,日本表现出更多的消极对抗,从而显示出两国在深层次上对华认识的不同。     

霍华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

霍华德执政初期紧跟美国,与中国摩擦不断,其后调整对华政策,逐步显现出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策略。在与美国继续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同时,霍华德政府采取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注重改善中澳两国外交环境,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合作。采用这一外交策略的原因是澳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要求,更是中美澳三方博弈互动的结果。     

1937──1941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1937至1941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所执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是中国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无疑是必要的。本文仅就1937年芦沟桥事变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1937──1941年美国所执行的对华政策,是对日姑息和赞助中国抗日的两面政策。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对日姑息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但由于利害冲突,美日关系不断…     

A Brief Comment on US Policy Toward China in the Mid-1960s

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表现在一方面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和最直接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朝野逐步认识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美国企图长期孤立中国既不合情理,也做不到。美国处理对华关系中的这种内在矛盾到六十年代中后期已经无法再协调下去了。与美国对华政策陷入山穷水尽的同时,美国对华舆论已经酝酿出对华政策将要进行调整的内在逻辑和方向。     

论史迪威与美国对华政策

“史迪威事件”和史迪威本人,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外史学界几十年来热心讨论研究的问题。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史迪威忠实执行了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对华问题上观点基本一致。他之所以被召回国,是因为他未能适应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本文认为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一) 罗斯福决定召回史迪威,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走上了由扶蒋抗日转到扶蒋反共的道路。这虽然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但“扶蒋”这一点是不变的。 对于战时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曾解释说:“对中国,我们的目标有两个:第一是有效地…     

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反思及其认知误区

近几年来,美国战略界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新的"十字路口",其对现有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进行讨论和反思。反思之一,认为传统的通过对华接触达到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改造论"是失败的;反思之二,认为传统的遏制中国发展的"遏制论"反而导致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并体现出大国自信。在这种背景下,"改造论"和"遏制论"都认为现行美国对华政策应该调整,但如何调整?美国战略界又缺乏广泛共识。从学理上讲,美国战略界的"改造论"和"遏制论"都存在对华政策的认知误区,这种认知误区就其实质而言是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逻辑。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分析

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政治原因有三:日美同盟、派阀政治和中日互动。日美同盟是影响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原因,也是基本的国际背景,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敌视变为和平友好,再进入合作,最后出现防范和对立的过程,是日本对华政策制定的前提。自民党的派阀政治是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原因,亦即内在原因,它决定了战后日本对华政策由于不同的派阀执政而经常出现摇摆的现象,是日本对华政策变化的内因。中日互动是由两国围绕争端焦点而表现的不同反应所引起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良性互动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理性,恶性互动则使得日本对华政策比较僵硬,它是日本对华政策思考的重要变量。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体中，国会分享对外政策的决策权。美国国会制定的有关法律在历史上就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国会对“遏制”新中国也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国会组织的政策研究报告和听政会，却为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提供了理论框架。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保守议员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屡设障碍。冷点结束后，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掀起更高波澜。论文旨在对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贯作用及其规律性作出准确的分析，以为我国研究对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试论战后初期吉田茂内阁的对华政策

战后初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在追随美国的基调上展开,尤其是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亦步亦趋。日本的对华政策在吉田茂担任首相时期日趋清晰,奉行了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敌视中国的外交政策。《吉田书简》的出台以及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台和约》,是日本在冷战体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产物,阻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日本推行反共和反华外交政策的确凿证据。     

共识下的游离: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

由于同盟关系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对华安全政策往往被视为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实际上两国间不乏分歧。由于和中国实力对比的差异、战略选择的不同以及国家利益分歧的影响,美日在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认知与应对上存在差异。这在钓鱼岛争端、台湾问题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美国看来,中国军力增强的主要影响在于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安全领域的主导权,但不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安全威胁。而日本的认知更为复杂,除了关心中国军力增强可能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变化外,还担心中国军力增强对日本构成直接安全威胁。美国主要是基于霸权战略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防范与限制的政策。日本则主要是基于地区主导权视角来制定对华政策,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孤立和制衡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应根据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差异采取相应的策略,利用美日之间的分歧,削弱美日同盟的对华安全压力。     

Background Analysis: US Pressure on the Taiwan Authorities to Withdraw their Troops from the South China Border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in the Early 1960s

肯尼迪政府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开始孕育着一些变革,但在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下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中台湾当局不断施加的干扰和阻碍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时期,美国曾迫使台湾当局从缅泰老“金三角”地区撤军,并试图诱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防,双方施压与抗压、牵制与反牵制的互动关系十分明显。尽管美国政策设计者认识到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服务于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广泛利益而非台北政权一家利益,但是实际上还是难以摆脱台湾当局的牵制。     

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走势及其影响

北约在世纪之交开启对华交往,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华政策。北约调整对华政策的根源在于:1)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2)北约将亚太安全视为全球安全使命的一部分;3)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决策机制失衡;4)北约延续并扩大冷战思维;5)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北约对华敌意增加。北约对华政策调整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结构建构,不利于亚太区域安全与稳定。中国要准确、系统、完整地认识北约对华政策调整,趋利避害,坚持合作共赢和对外开放,坚定维护国际多边主义,以实际行动打破北约的围堵与打压。     

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看国际压力对日本决策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与西方大国之间围绕着中国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在处理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问题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一时期,美国和以英法为首的国际机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制约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实行?日本在推行既定对华政策时,又是如何评估和对待来自国际上的压力?这种压力对日本决策有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九·一八事变各个不同阶段的具体分析,力求解     

China, America and Taiwan Straits Crisis in 1958

1958年发生的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是战后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危机期间,美国政府曾试图通过战争威胁和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由于美国公众舆论和盟国的反对,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灵活的对美政策,使美国以“核威慑”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对华政策破产。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事态终究没有失控。这次危机再一次体现了20世纪50年代中美两国既对抗又进行有限对话的基本特征。     

租借法延期援助的政策动机及其后果

美国对华租借法延期援助的主要政策动机是帮助国民政府重建华北地区力量平衡,迫使国共双方通过谈判解决政治争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不料,国民政府自恃军力强大,误以为中共军队不堪一击,遂贸然挑起全国内战。租借法延期援助积聚的能量最终失控,彻底摧毁了预定的政策目标,导致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彻底失败。     

从世纪之交看美国对华政策

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一次次摩擦中 ,两国走向对立冲突的边缘。令世人欣慰的是 ,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之后 ,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1 997年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确定两国的关系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此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 90年代初“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到 90年代末“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中美关系走过了伟大的转折。这一转折是艰难的 ,它既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本地将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整体实力的上升与战略地位的提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转变相连 ,90年代以来的台湾问题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台湾问题既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反作用力。台湾问题的变化不但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重要影响及作用 ,也说明美国的对台政策服从于其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从小泉到安倍

本文以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首相任职期间之对华外交政策为线索,详细地分析了由于小泉首相与安倍首相任内对华政策的变化所带来的中日关系的变动,进而分析了安倍首相上任以来,所采取的与小泉首相的不同对华政策带来的中日关系的新变化.     

毛泽东早期美国观浅析

毛泽东早期对美国的认识和看法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此前毛泽东对美国抱有好感,此后对美国展开了批判。促使上述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引起了毛泽东对其的厌恶之情;二是毛泽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简析池田勇人的中国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美国推行极端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在它控制下的日本政府也采取追随美国对华政策的方针,致使中日两国未能尽快从法律上结束战争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日两国人民不畏艰     

美国对台“六项保证”的政策分析

近年来,在台湾当局的运作和美国的"默许"下,美台关系似进入增强对台"六项保证"解释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不同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以及台海战略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调整,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政策经历了一个低调—保守—强化的演变过程。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会维持相对稳定的对台政策,但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会继续强化"六项保证"甚至将其纳入官方文件或正式表态。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跳脱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政策将会在承诺与兑现之间保持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