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考全蜀而为隽”：论近代蜀学进程中的刘光第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刘光第的历史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近代蜀学演进的过程中，刘光第也是一位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是研究近代蜀学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环。从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两大学术传统的优化整合中，可以看到刘光第的宋学思想开启了近代蜀学的新路径，并对后来的蜀学发展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苏氏蜀学的学派特征

苏氏蜀学由四川眉山苏洵（1909～1066）及其二子苏轼（1036～1101）、苏辙（1039～1117）创立。苏氏父子独标新帜，公开援佛道入儒，形成包括张耒、秦观、黄庭坚、补之等文人学士在内的蜀学学派，其特征为会通诸家，以儒为本；长于经史文学，理论思维薄弱。     

论张耒学术文化思想对蜀学内蕴的契合

张耒出自苏门 ,其文学创作风格与苏辙相近 ,但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 ,却对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思想作了较全面的吸收 ,尤其是对道的内涵的复杂性认识 ,对性命问题的探讨 ,以及对宇宙生成问题的看法 ,都从根本上融会了蜀学精神 ,为蜀学的发扬光大以及整个宋学的丰富多彩作出了积极贡献。     

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蜀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源远流长、特色突出并具有全国影响的地域文化。传统的蜀学是以儒学为主的学术文化。今日所说的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蜀学研究是以具有蜀学学术特色和与四川学者有学术联系为范围,其时间上限为古蜀文化和巴文化,其下限及于当今。加强蜀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加深对我国历史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培育民族精神,促进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略论宋代理学教育传播的特点

宋代理学家充分发挥了教育的学术传播功能，开创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新阶段。其传播活动，无论与汉唐诸家学说，还是同时代的荆公新学、苏氏蜀学、浙东事功等学派相比，都存在突破和创新之处，表现在教育传播形式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系统性、传播活动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排他性强等特点，丰富、活跃的教育传播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与社会影响力的扩展，对于后世学术及文化的普及、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垂范作用。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20世纪前期,西蜀学者刘咸炘撰《蜀学论》认为,自周秦以来,源远流长的“蜀学”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蜀学的学术特征则可用以文史见长和崇实而不虚两点来概括,进而认为蜀学的文化特征与地理环境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蜀学论》是晚清蜀学“复兴”以来,早期“蜀学史”研究中最富代表性的篇章,表现出了20世纪前期中国新史学的特征。     

论涵泳——兼谈道学与宋代诗学的内在联系

宋代学术昌明,文学繁荣。在占主导地位的宋代学术(简称宋学,包括新学、蜀学、道学等。)与宋代诗学观念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既表现在二者价值观念系统的某种深刻一致性上,也表现在两种话语系统的相互转换上,同时话语系统的转换又表征着价值观念上的相通性。在这里,我们拟通过对“涵泳”这个概念的分析来从一个角度揭示道学与宋代诗学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扬雄对蜀学的影响

扬雄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易》《老》结合，儒、道融合，重视道家的思想对蜀学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东汉末道教在蜀地创立，又在巴蜀流传演变与此相关。扬雄尊孔崇圣，五经济道，圣人相传之道统论以及善恶混的人性论亦对蜀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世蜀人对扬雄的批评和评价，亦是扬雄影响蜀学的表现。扬雄对蜀学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包括道教、玄学、理学，道统论、人性论等在内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学说和重要理论，使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相结合，促进了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持续发展。     

扬雄对蜀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蜀学自文翁化蜀以来,呈现出儒道融合、诸学共治、开放包容的学术特色,对中国学术史有着重要影响。扬雄追慕蜀地汉赋名家司马相如、王褒,师承巴蜀著名学者林闾翁孺与严遵,其学术成就与蜀学有着密切联系。扬雄继承和发展了蜀学中的文学、语言学、经学、史学、子学等传统,融汇先秦两汉百家之学,精研辞赋创作,融通《易》 《老》思想,结合天文历法,首创拟经体例,开创中国方言学,对蜀学与中国学术发展有较大贡献和深远影响。     

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

"蜀学"包含学校、学人、学术三大要素,这些要素在晚清的四川都得到了迅猛发展.此时"蜀学"在教育机构上位居全国前列,在人才培养上英才辈出,在学术造诣上更开拓了创新气象.晚清"蜀学"沿着清代"以复古求解放"这一路径,成功将"复古"运动推进到西汉(今文经学)和先秦(诸子学和古史学),使中国学人知两汉经学有今古文学相争的历史,揭开中国经学研究新篇章;晚清"蜀学"具有大胆怀疑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开启和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晚清"蜀学"毋宁说是中国儒学的新阶段和中国经学的新形态.     

荆公学派与辩证法哲学

从宋仁宗嘉祜初（1056）到来神宗元丰末（1085）的三十年间，是家学的兴盛时期。在这个兴盛时期，先后形成了四个学派，即：以王安石为首的荆公学派，以司马光为首的温公学派，以苏洵、苏轼、苏辙为核心的苏蜀学派，以及张载、二程（程颢、程颐）为代表的关、洛道学派。在这四个学派中，由于荆公学派在政治上得到变法派的支持，称之为官学，自熙丰以来“独行于世者六十年”①，学术上亦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放影响亦最大。其他学派虽然居于次要地位，对宋学的发展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亦都有自己的特色。荆公学派虽属于官学，但这个学派却…     

一代儒宗 流风长存——文翁化蜀对巴蜀儒学流传发展的影响

文翁兴学化蜀，不仅开创了中国地方官立学之先河，而且开巴蜀学子入京师受业经学博士之风气。儒学及其经学传入巴蜀，与蜀地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以儒为主，融合诸家学术的蜀学，并得到长足发展。西汉以后，受文翁兴学化蜀的影响，蜀地儒学得到长足发展，历代杰出人物不绝，并在与各地文化的交流中，与时代思潮、学术流派紧密联系，融贯互通，体现为后世儒学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大发展。扬雄、杨终、杜甫、宋庠、吕陶、范祖禹、魏了翁、宋濂、杨慎、钟肇鹏等历代著名人物对文翁兴学化蜀，传播儒学做了充分肯定，亦体现了巴蜀儒学的流传发展。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巴蜀学人除积极学习中原儒家文化、教授于巴蜀外，也重视各家文化，将儒与各家学术有机结合起来，由此推动了巴蜀地域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整个中国文化及各时代思潮的大发展。     

蜀学渊渊 历久弥新——论蜀学之源流及其创新发展

蜀学之源,远及大禹时代,独特的蜀地文化、中原移民与文翁兴学是蜀学的三大源头;蜀学之流,于儒释道皆有开创性与奠基性之功,于文史有丰富内容与突出贡献;蜀学之质,在信仰体系、核心观念、制度创新、经典体系等方面卓有特色与贡献。溯其源、厘其流、疏其质,方能固其本、开其新,基于“立足巴蜀,面向全国,体系重建,走向世界”的理念,推动蜀学创新发展,坚固学术自信、文化自信。     

近代蜀学的转型与面向——以语言文字学为切入视角

晚清民国时期的近代蜀学，在直面古今、中西的关头，也出现了转型与发展。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审视，近代四川的诸多学人积极响应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继承乾嘉学派“以声韵通训诂”的理路，在传统“小学”领域做出了不少贡献（如张慎仪、赵少咸、李植等）。而廖平则摒弃了张之洞“由小学入经学”的号召，炮制了“文字创自孔子”的怪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近代蜀学所开启的新页是古文字学的引入与推进，从而谱写了“新史学”的新篇章（如郭沫若、李亚农、徐中舒等）。贺麟等人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时，特别注重“名词的翻译”，这是广义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梳理近代四川学人在语言文字学领域的得失，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     

论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

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情”说。程颐认为性善情恶,提出“主敬”说,强调对情的压抑与束缚;而苏轼等则认为情性合一,并无善恶之别,强调尊重、顺应人情,反对外在束缚。二、道统说及文道关系观。洛学重道轻文,甚至认为“作文害道”;苏氏蜀学则主张文与道俱,文道并重。基于这一认识,两派学者各自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传承谱系,以儒家正统相标榜。苏氏蜀学与洛学的歧异,反映了两派学术的不同旨趣及确立自身在儒学中正统地位的努力。     

胡瑗在经学和教育上的杰出贡献

宋代是我国封建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集中反映高度发展的宋代文化的是所谓宋学。宋学是在经学研治探索过程中 ,以一种新思路、新方法、新学风而形成的义理之学 ,取代了以前学术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汉代章句之学 ,从而使我国古代文化展现了新的面貌 ,焕发了新的光辉。宋学在两宋三百年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形成许多学派 ,而宋学则形成于庆历新政 (10 4 3- 10 4 4 )的前后四十年间。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 ,是宋学形成阶段中的重要的重建者。对胡瑗 ,人们并不陌生 ,尤其是在教育史上频频提到而予以赞赏。但是对于他的学术思想 ,由于他的…     

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

迄今为止，宋学可以大别为三种：一是明人唐枢所说，包含宋代的所有学问，外延宽泛；二是宋代的新儒学，主要是邓广铭及其弟子一脉的主张，虽然涵盖范围居中，出现的时间却最晚；三是宋以下的理学，主要是清人与汉学相对的讲法。如果包括陈寅恪所说的全部宋学或新宋学，则有四种内涵外延各异的宋学，明、清、民国和当代各生成一种。以宋学为中心，梳理一种学说的历史和历代人们对这种学说的认识的联系及分别，以免强古人以就我，进而分层次把握一种学说在历史上的生成演化以及不断重述的全过程，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其前世今生，而且有助于揭示其未来走向。经学具有政治、学术、道德三种价值体系，研究需要齐头并进，宋学研究尤其要三箭齐发，相辅相成，学以致用，才能体现济世安民的初衷旨归。贯通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宋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宋学通过历史的延续性变化呈现转换。本来难讲的义理之学，可以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或用做汉学的办法来讲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