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供给视阈下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是典型的政治行为,必然受到国家相关制度的约束.制度供给是保障公民有序参与政策制定的重要途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历来重视政治生活中的公民参与,在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方面已经做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也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效率不高的问题.回应公民的参与需求,扩大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就必须加快制度供给的创新.     

关于当前我国的券商制度

我国建立券商制度文明已刻不容缓。券商制度的安排必须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投资银行业务拓展面临的“制度供给不足”状况，应在制度安排和政策供给上完善；合理的制度安排应将“市场”还给市场。政府监管机制的制度安排是对现有市场制度安排的保障     

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一个公共管理的视角

公共物品作为人类公共利益的载体,是满足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本文运用公共政策与制度分析框架,研究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与制度安排问题。本文认为,由于人们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不同,因而公共物品可采用政府、市场和志愿事业机制联合供给。只有建立复合的公共物品多元供给机制,才能够实现其充分有效供给与可持续发展。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

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凸显这一问题的内涵，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分析群体行动及其治理的无序化与组织化两种状态，引伸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化思路；其次对群体诉求表达的制度安排机制进行梳理，指出群体诉求伸张的制度供给必须在国家基本制度和运行制度两个层面展开；     

简析政策执行失效的制度因素

本文认为,确保宏观政策和地区发展政策目标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创新。但在转型中国,确保政策执行的制度供给过程,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中,确定了地方政府作为主导型制度供给的主体。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观需求,主要是在地方行政主导的格局下,创造地方行政政绩,为地区发展政策提供制度支持;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的宏观政策,则因为缺乏执行政策的制度支持,从而不能完全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必须通过纵向政府间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来维护和加强中央的权威,以创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正向互动的统一关系,为宏观政策的顺利执行奠定制度基础。     

国家治理模式构建及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良好的国家治理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治理模式是由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它们是由不同的制度安排、组织形态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推动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模式呈现出动态演化与形态多样性的特征.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有效协调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使之形成一种互惠与共生的状态.     

我国基层党内民主制度意愿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差异分析及对策研究

“制度安排”是经济学家达德利·诺思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对人的行为存在约束力、具有一定程序、服从道德伦理的一组规则。根据政治制度的不同，制度安排的供给也有所不同，与商品市场类似，也存在意愿中的制度供给和实际中的制度供给，而且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差距。回溯我国党内民主制度变迁，党内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趋势逐步加快，围绕党内民主制定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但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常常存在执行不力的状况，制度往往被潜规则替代或被形式化，形成了制度运行中意愿制度供给与实际制度供给之间的差异。在我国政治体制框架下，通过对党内民主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供给与执行实践进行梳理，对基层党内民主制度落实过程中的困境进行分析，从而对如何优化基层党内民主制度供给、提高实际制度效率等方面提出具体对策，以加强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建设。     

农业制度供给不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认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制度做为一种“公共品”，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更由于中国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点，农业制度供给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中。中国农业制度供给不足，既有初级行为团体方面的原因，又有次级行为团体方面的原因。然而做为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农业制度供给不足主要是政府主体造成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就业制度等制度供给严重滞后于制度需求，对中国农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耕地流转制度的缺憾及其创新路径

耕地流转的内在机理是: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引发农民职业分化;农民职业分化引发潜在耕地流转市场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推动潜在耕地流转市场向现实耕地流转市场转化的重要条件。耕地流转的制度缺憾在于:耕地产权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阻碍耕地有效供给;农业财政投入制度、农村金融制度及农民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完善阻碍耕地有效需求;耕地交易市场制度及相关非正式制度的不完善既阻碍耕地有效供给也阻碍耕地有效需求。实现耕地有效流转的路径在于相关制度安排的创新和完善。     

经济转型、市场秩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路径依赖:地方大学制度变迁的阻碍与突破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研究视角,以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工具,在梳理建国后大学制度变迁基本历程的基础上,从国家理论下的强制性变迁,产权理念下的法人制度变迁,现代教育经济意识形态推进制度变迁三个层面,研讨我国地方大学制度变迁成因,分析地方大学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行政化模式特点与阻碍效应;着重从大学学术价值与大学精神回归,确立学术权威与学术标准地位;形成外部公共管理的行政关系,构建内部服务型行政体系,实现去行政化;与建立开放的公共选择机制,形成大学公共治理的格局层面探讨路径依赖的化解之道。     

关于诚信体系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

诚信作为经济伦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起源于商品交换,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既必须讲究诚信,又存在着发生不诚信的空间:既有导致不诚信的机制,又存在着促进和维护诚信的机制。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高效的运行,必须建立诚信原则的制度基础,形成一个信息充分、法制健全、道德制约有力、政府监管有效的社会诚信体系。随着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政府企业家"到"市场企业家"——新常态下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策略转变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虽然各区域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但缺乏内生动力的西部地区却并未陷入恶性循环,同样保持了较为快速的经济发展.由于市场中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流失,长期以来,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如企业家般直接干预经济,并依靠自身的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发展引入大项目创新,实现了区域经济持续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这种经济发展策略由于政府可调配资源日益匮乏而逐渐失效;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区域内市场中的企业家精神,从而实现大、中、小规模创新的协同发展,成为西部地区创新发展的策略选择.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科学制定发展目标,积极转变职能,通过制度创新更好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有效激发出区域内的企业家精神.     

我国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功能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表达利益诉求、弥补政府失灵和调整政治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些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制度环境、管理体制、组织自身能力和价值观念则是制约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要充分推动和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执政党的推动是主导力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是前提条件,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外在动力,转变控制、怀疑和依赖观念是深层次的观念动力。     

包容性增长和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

包容性增长本质上是一种把经济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社会资源更加公平、公正分配,社会更加有序、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它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而且更要体现在以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领域。然而,中国目前仍处于转型时期,NGO的发展在功能缺失、性质定位、内外监督、自我管理、与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与包容性增长相悖的情形。因而,中国的NGO无法发挥在社会资源分配、社会协调发展中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借鉴国外NGO发展与管理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NGO发展的实际状况,政府应通过更大规模地有序地向社会组织开放市场,加大对NGO的财政与政策支持;引导监督与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并举;行业协会服务协调与监督管理并重;NGO自治管理与内部监督共同兼顾等方式,改革与完善中国NGO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从而使中国的NGO在推进社会包容性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内环境组织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NGO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所起的作用也从小到大,这一过程也引起了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国内关于环境NGO的研究涵盖了环境NGO的发展历程、外部环境、发展模式、自身能力、前进障碍和相关对策等领域。     

基于制度变迁的我国商品期货交割演进分析?

交割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促使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趋合的制度保证。我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是在政府偏好主导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货市场基础逐渐加强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交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从“零交割观点”到“限制交割观点”再到“无限制交割观点”的转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的演变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交割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政府应放松对市场微观主体（投资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和经纪商等）合理的自发行动的限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市场微观主体则需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及互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     

建构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作为一种内化伦理的积极公民身份的建设

中国公民身份的特殊产生途径与现状需要我们提出与之相适应的中国公民身份理论。公民身份由制度、意识与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构成。公民身份意识的培育，需要国家通过公民教育的途径，把公民身份的价值意义、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公民个体之间的关系，内化为一种个体伦理与集体伦理。在这种内化伦理的基础上，通过公民在政治话语与社会核心价值构筑过程中的参与行为，通过把权利转化为行使权利，以及通过公民对社会共识与社会合作的推动，建设一种自由的、参与的、服从的和被包纳进来的积极公民身份，并通过这种公民身份的建设来实现政治转型。     

"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整合与建构——中国长三角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创新研究

纵观世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群正在成为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要素之一。中国正处在城市社会来临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城市群的总体发展一直未能突破传统的体制性障碍,形成具有国际化功能大都市圈,更没有形成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城市群发展关系。面对全球化的城市竞争,城市群的发展及建构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模式选择,中国的城市群要想在世界城市全球竞争的关系中占居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高端区位,必须创造合理的、跨行政区域的、有内在市场机制关系的“城市群差序化格局”,并通过构建新型的城市群结构体系,直接参与城市全球化的竞争,创造中国区域现代化示范区。     

中国股市波动有限竞争归因实证分析

中国股市的有限竞争是股市波动的一个重要因子。其中,尤其是机构投资者的有限培育限制了中国股市的完全竞争。文章从机构投资者培育的时序数据出发,构建中国机构投资者和上证指数超额涨跌幅之间的波动关系模型;并借助这些变量的时序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最后得出实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