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分析——基于门槛模型的估计

本文对经典劳动供给模型进行了分析和总结,针对经典劳动供给模型的缺陷,增加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变量来改进该模型,在改进模型中,发现了拐点工资和最低工资的基本规律.在实证部分利用门槛模型的方法对武汉市农民工的供给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曲线存在拐点.在拐点工资水平下,农民工的劳动供给和工资成反比关系.最后从加大对农民工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为农民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等几个方面来为促进农民工的劳动供给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东北地区城镇家庭劳动供给行为研究——基于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的经验分析

文章建立了一个劳动供给离散选择模型,用于分析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家庭联合劳动供给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51和0.175,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09和-0.015;而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034和-0.024,交叉工资弹性分别约为-0.115和-0.134。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无论女性还是男性,劳动参与和工作时间的自身工资弹性及交叉工资弹性均呈递减趋势。因此,设计和实施提高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将会促进东北地区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特别是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促进作用将尤为明显。     

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工资趋同的经济学分析

近几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逐渐降低,而农民工工资逐渐上升,二者呈现趋同现象。文章从劳动力供求和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是大学毕业生供给增长大于需求,而农民工需求增长大于供给;二是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缩小。文章指出工资趋同现象并不意味着个人投资大学教育的非理性,因为大学毕业生能够比农民工获得更多的非经济收益和更好的职业发展,个人不应因工资趋同现象放弃接受大学教育。提高大学毕业生工资需要政府、高校和大学生共同努力。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刘易斯模型验证综述

文章针对目前学术界刘易斯模型在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问题上的应用讨论,就刘易斯拐点始现、劳动力供求关系、农民工工资变动,以及农业人口流动指标分析等方面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回顾,并对当前研究现状作了简单评述。     

女性健康风险冲击对配偶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

不可预期的疾病是45岁以上中老年劳动者经常面临的健康风险冲击.个体的健康风险冲击将会对配偶的劳动供给行为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配偶为了照护患病个体将会减少劳动供给;二是因患病消费增加,收入减少,配偶将会增加劳动供给.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8纵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这两方面的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当女性...     

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基于回归间断设计的经验研究

文章依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7～2009年的微观数据,应用回归间断设计方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未对男性就业和工作时间产生显著的影响,也未对女性工作时间产生显著影响,但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这导致女性劳动力供给明显降低。随着相对工资的上升,男性就业、男性工作时间和女性工作时间均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政府应逐渐适度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在保证低收入群体劳动供给不受较大消极影响的同时,渐进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     

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估计了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并通过采用工具变量法和赫克曼两步法(Heckman two-step)解决了回归分析中子女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工作时间和工资方程中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第一次全面考察了中国城镇和农村已婚女性生育率对其劳动供给行为和工资水平的因果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城镇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并且显著降低在业女性的工作时间投入和工资水平。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对农村已婚女性是否参与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对参与了非农就业女性的工资也没有显著影响,但是显著降低了其工作时间投入。     

劳动时间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基于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数据的分析

幸福是人们永恒的话题,如何让全体国民生活的更幸福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目标.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来探讨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与其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主观幸福感整体水平不高,且劳动时间普遍过长,劳动时间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劳动时间越长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要提升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需要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限制用人单位的加班时间,使农民工在城市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同时,性别、健康、住房、外出务工时间、相对收入、不确定性防范、城市融入和身份认同等因素对于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也有重要影响.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关于我国“民工荒”与农民工福利待遇的探讨

2004年前后在我国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已经接近尾声,从而农村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本文根据托达罗模型,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提出这是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与务农收入之间差距缩小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做出的非迁移决策.并探讨了设置农民工福利项目对劳动力市场和企业雇佣成本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特征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我国城市居民家庭规模、家庭财富、受教育程度等影响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就业政策的制定和相关福利政策的实施都有较大影响。运用来自29个省市6675个城市家庭、8771个居民的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劳动供给曲线整体上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随着工资上涨,劳动者工作时间随之增长,但是工资弹性仅有0.52,处于缺乏弹性的区间;分类型看,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工资弹性较大,对工资变动更加敏感;女性、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收入弹性更大,对收入变动更加敏感;分年龄阶段看,18—30岁的新生代劳动力工作时间受工资和非工资收入影响均不显著,31—45岁的劳动力比45岁以上劳动力工资弹性和收入弹性更高,对工资和非工资收入更加敏感。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细化实施就业政策和制定相关福利政策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城市工资上涨、劳动力转移与投资拉动增长方式——基于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高投资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的不断减少,劳动力供给增长开始跟不上高投资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正面临着工资加速上涨、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不断降低的挑战。文章利用2004～2009年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工资上涨对劳动力供给的拉力是递减的,而对劳动力需求的抑制作用却是递增的;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结果显示,投资的工资上涨效应在递增,而投资的产出与就业效应在递减,因此城市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此外,工资上涨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明显抑制作用,在国内外双重压力下,中国继续实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已不是明智的选择。     

Constrained vs unconstrained labor supply: the economics of dual job holding

This paper develops a unified model of dual and unitary job holding based on a Stone-Geary utility function. The model incorporates both constrained and unconstrained labor supply. Panel data methods are adapted to accommodate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nd multinomial selection into six mutually exclusive labor supply regimes. We estimate the wage and income elasticities arising from selection and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s well as from the Stone-Geary Slutsky equations. The labor supply model is estimated with data from the British Household Panel Survey 1991–2008. Among dual job holders, our study finds that the Stone-Geary income and wage elasticities are much larger for labor supply to the second job compared with the main job. When the effects of selection and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are taken account of, the magnitudes of these elasticities on the second job tend to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labor supply

Prominent among the variety of issues raised by the immigration of labor are its effects on domestic wage rates and labor supply. In contrast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d domestic labor supply.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nature of the model enables us to endogenize the pattern of labor migration. The effe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domestic wage rates and labor supply is shown to depend on the pattern of labor migration. If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dominates the income effect in labor supply, the domestic supply of labor necessarily decreases in response to an inflow of migrants. This happens even if immigrants, through their savings behavior, cause an increase in the domestic capital-labor ratio and wage rate. Similarly, if the dominant effect is the income effect, the immigration of labor necessarily increases the domestic supply of labor.I wish to thank Oded Galor, Harl Ryder, Kalpana Kochhar and two referees for valuable comments. The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paper are my own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views of Joel Popkin and Company.     

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大城市，但是，城市管理制度仍然沿袭传统的二元户籍和二元劳动力市场制度，扭曲了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被扭曲价格流入相关城市部门。本文通过收集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并进行处理，构建了价格扭曲的宏观因素计量模型，运用VECM模型实证研究得出：农民实际人均收入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首要因素；城镇居民实际工资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次要因素；劳动力总量供给过剩对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有重要影响。运用变系数半参数方法分析数据显示，工资扭曲对城镇部门收入的影响具有流变性。     

教育不平等与外来工工资的民族差异——兼论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获得的“三重弱势”

外来工工资收入的民族差异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关注。2010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外来工问卷调查显示,少数民族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36．16元,比汉族低约300元,差距显著。Oaxaca—Blinder模型分解表明,个人特征、企业特征、来源地等变量共解释了少数民族外来工与汉族外来工资差异的58．9％,其中主要来自于前劳动力市场阶段的教育不平等。导致少数民族外来工教育落后的原因是他们主要来自西部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投入水平相对落后,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也影响到少数民族外来工的教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