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精神批判之考察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从整个西方文明史出发来考察启蒙。启蒙精神以人对自然的支配的科学理性为先导,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摆脱神话的束缚,然而,由于启蒙精神内在所包含的否定因素,它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它在使人摆脱在自然面前极度恐惧的状态的同时,却又使人深深地陷入了新的神话之中。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命题是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有关"技术就是权力"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启蒙精神同实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内在联系。启蒙精神的一大症结是崇尚逻辑形式主义,因此对逻辑形式主义数学原则的批判构成了启蒙精神批判的一个主要方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引用的奥德修斯隐喻表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在他们看来,造就了工具理性的启蒙精神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加剧了这一异化状态。     

培根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三解——兼论弗兰西斯·培根的宗教观对其知识观的影响

先揭示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培根名言的出典语境,并依此语境又把它解读为"知识就是能力"。同时,通过对培根时代科学不发达状况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培根不可能在当时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这样具有超前意识的命题。即使把这个命题改读为"知识就是权力",也仍与培根本人的宗教观相冲突。相比之下,反而是把培根名言误读为"知识就是力量"最为合理。总之,三解培根名言旨在印证解释学关于"误读"有其正面意义的观点。     

启蒙与神话的渊源——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观

西方文化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化源于神话。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在悲剧诗人们所创作的神话中，就已经显露出被培根推崇为“真正目标”的纪律和权利的启蒙精神。从神话中生发出来的启蒙精神如何回应神话的启示的，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启蒙精神以普遍统治特殊、同质统摄异质、单一代替多元的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裁剪衡量神话的不确定性以及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其量化、抽象化，而最终得到控制，使变动不居、彼此相异的具体事物与现象都统一在一个稳定的、不动的整体中来回应神话的启示。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启蒙、理性与历史——《启蒙的概念》中的历史观念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启蒙的概念》一文中,论述的神话中包含了启蒙,启蒙陷入了神话的观念表明,启蒙和神话在关于世界的二元性、思维的同一性以及必然性的观念方面的一致,都是一种解释世界的世界观。启蒙和神话在解释历史方面有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人类必须通过自我牺牲才能够生存。在神话中,这种自我牺牲表现为祭祀制度,而在启蒙中,则表现为等价交换的原则。这是一种狡诈的理性,西方文明的道路就是依靠狡诈的理性来获得自我生存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必然会在我们的进步中伴随着退步。要摆脱这种报复、轮回的必然性就是要认识到神话和启蒙中的狡黠的理性的危害,并从中把握积极的启蒙的要素。《启蒙的概念》不是反文明、反理性和反文化的。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     

理性自我的前提批判与拯救路径

启蒙理性是当代思想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启蒙辩证法通过探讨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揭示了"启蒙倒退为神话"的局面。抽象理性逐渐沦为权力社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社会大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进入一种"自我持存"状态,这与启蒙运动以来对人的主体性确立状况相背离,理性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方法完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要破除抽象理性对人的统治,就必须对"理性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即从理性形而上学内含的经济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入手,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理论,在多元视野中发现理性自我拯救的可能性。     

启蒙与道德的变奏——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的道德界域

对霍克海默、阿多诺而言，启蒙的辩证法就是理性历史的辩证法。而对康德而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就是启蒙。可以说，整个近代西方的启蒙运动都是理性再次觉醒的过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批判和反思，进而得出结论：那就是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为神话。启蒙精神不仅包含着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过程。同时也包含着由文明再次进入野蛮的退步过程。这就是神话与启蒙相纠缠、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辩证法。     

反原始主义:大众神话的终结者

原始主义文学中的原始巫术和万物有灵论构筑了民众对超自然神秘力量敬畏与迷信的神话 ,当怀着民族救亡和思想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 ,用工业文明的理性与知识开启蒙昧的国民心智时 ,反原始主义就成为这场大众神话的终结者。     

新启蒙运动的现代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强调理性与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为旨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由于受到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刻影响,新启蒙运动被裹挟在救亡、革命的外套中,自由始终被遮蔽着。新启蒙运动作为本体论事实是不应忽视的,深入把握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启蒙的复杂性、艰难性,对于未来启蒙的策略、走向、期待都是不无裨益的。     

探寻启蒙理性的源史

霍克海默、阿多诺发现启蒙理性异化的源史其实在古希腊神话<奥德赛>中就得到了最生动的而又最真实的体现,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历史必须被理解为神话和启蒙之间的一种不断开放、发展和生成的辩证过程.而人类历史过程不过是神话与启蒙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随的过程.     

古希腊哲学解神话的过程及其结果

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可以看作一个解神话的过程 ,其核心内容为借助使神超越化和内在化的方式 ,用哲学的理性神取代感性神。哲学解神话的工具是理性 ,但解神话的结果却走向了一个理性根本无法接近的神秘的神 ,正是这一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基督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铺平了道路     

论超感性世界的起源与终结--读《启蒙辩证法》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理性与神话二者之间密不可分，因此理性的超感性世界史可以追溯到神话时期。由于理性的核心被解读为“自我持存”，即为了实现永恒的存在而进行自我束缚与自我异化，所以超感性世界的核心也是自我持存。超感性世界的瓦解意味着僭越的理性之真正归位。然而，终结超感性世界的任务既要靠历史唯物主义对理性真谛的真正揭示，更需要共产主义的现实实践。     

启蒙与后启蒙:休谟人性视阈下的理性观之审察

对休谟理性观的探讨不能忽视休谟哲学的人性前提,否则我们就难以准确把握休谟式主体理性的特色、要旨及其问题之所在。休谟通过对理性的人性奠基与改造,理性与传统的"本体-神学"脱钩而得以彻底主观化(心理化)和世俗化(工具化)。理性不再染指知觉外的客观或超验领域而仅有知觉世界内的使用权能。在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这样的理性无疑是消极的;但从世俗认知与实践的角度看,休谟的理性却有着积极的启蒙人学价值。人性化的理性也有着它的根本缺陷,后启蒙时代的人性危机无疑拓宽了我们检视休谟理性观的批判视野。     

论神话思维的二重性及其他

神话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是混沌,是无逻辑、非理性的,还是相反?历来答案纷杂而殊异,但主要流向可以概括为两条:凡从经验科学(后来发展成为实证哲学)的角度来看它,都倾向于对前此结论的肯定,因此也就把神话看作原始人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而且作为知识仅仅是智力贫乏的状态下虚幻又神秘的经验;作为意识也是非逻辑、非理性的代名词。用科学的理性去嘲笑神话的理性。凡站在思辨哲学的至高点上来审视神     

虚无主义生成的理性逻辑及其超越

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将整个世界划分为真实世界和虚幻世界,催生了基督教信仰体系。近代启蒙思想家高举理性精神大旗,将上帝贬低为一种"虚假"的迷信,并以"真实"的主体取而代之,开启了虚无主义的生成逻辑。在理性主义至上的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和物化意识盛行,造成精神家园荒芜、人生信仰迷惘。以反对理性主义为己任的后现代主义打破同一性、击碎神圣性,导致虚无主义四处蔓延。所以,坚持对理性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是现代社会走出精神低迷、重建意义世界的必由之路。     

古典面具下的现代面孔——周作人“神话”情结略论

"五四"以来,神话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学创作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周作人的知识体系与思想态度中,神话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情结的文学形式。本文通过周氏所建立的关于神话的科学认识、所培育的浓厚兴趣以及利用神话来达到启蒙目的等几个方面,简要论述了在神话这一古典形式下周作人的现代思考。     

神话逻各斯——解读《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以及浪漫“新神话”

《德意志观念论体系的源始纲领》是德国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开篇之作。作为一种征兆,它指向一个时代,归属于由多个作者构成的"星丛",呈现了观念论与浪漫派之间互动涵濡的"观念单元"。德意志观念论与浪漫主义思潮初登历史堂奥,就注定要置身于神话与理性的生死纠结之中。以神话来完成逻各斯,将启蒙进行到底,便是观念论与浪漫派的志业,这份志业表述在浪漫主义"理性的神话"提案之中。而与之相联系的"感性宗教"提案,就是一个变形的灵知教义神话,一个变形的神话逻各斯。观念论与浪漫派所膜拜的"灵"同灵知主义藉以超越世界而寻求不朽神性的"灵",存在着血脉传承的关系。所谓"人类最后的伟业丰功",乃是"新神话"的终结,染上了浓烈的乌托邦色彩,甚至可以说是神话-逻各斯-教义三者互相涵濡彼此杂糅而成的幻象体系。     

对自然的回忆——论《启蒙辩证法》对启蒙的拯救

哈贝马斯对《启蒙辩证法》的否定性解读,使得该著中的拯救逻辑遭到歪曲。由哈贝马斯的解读所延伸出的对《启蒙辩证法》拯救逻辑的美学化和精神分析化的重构与阿多尔诺的哲学思想相矛盾,由此我们必须重新反思哈贝马斯的解读模式。《启蒙辩证法》并非仅仅局限于工具理性批判,它通过有规定的否定达到了对现代启蒙当中现实权力因素的内在批判,它因此并没有彻底否定启蒙也没有重新树立新的乌托邦。对自然的回忆的拯救逻辑意味着思想必须对自身展开批判,以达到重新正视社会现实中的苦难现象,从而解构抽象主体的优先地位。     

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及其悲剧观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对苏格拉底进行了严格的批判，并就“逻辑的苏格拉底”“赴死的苏格拉底”“审美的苏格拉底”进行了深入分析。尼采通过对苏格拉底代表的理性、逻辑与知识的批判，强调悲剧艺术与逻辑或知识理性根本不相容。基于此，尼采强调苏格拉底代表的逻辑与知识原则进入了悲剧，直接导致希腊悲剧的衰亡。要想悲剧得以重生，就必须回到音乐与神话代表的悲剧艺术的本原价值上来，因此，辩证地分析与评判尼采的思想原则，有助于揭示尼采悲剧理论的时代新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