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崛起之后的国际理念与终极目标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崛起之后存有诸多疑虑和猜测,认为中国崛起之后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实质上这是根源于西方历史经验与现实主义理论.为化解"中国威胁论",中国必须提出一个"崛起之后"的国际大战略.构建"和谐世界"就是一个关于中国崛起之后的国际战略理念和国家发展的终极目标.这个大理念的提出给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个奋斗的目标和行动的原则,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乐观的前景,说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大国形象.     

“中国模式”内涵的多维透视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提出的认知中国发展的新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立场不同,角度不一,观点各异。本文分别从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世界历史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诸层面,来说明中国的当代巨变,解读＂中国模式＂：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是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模式。     

论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与外交选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社会、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国际政治问题社会化和国际社会问题政治化、权力政治和权利政治共存竞争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要求中国的外交必须从外交取向、目标、原则、策略、心态、身份、重点、难点等诸方面,着力处理好与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中关两国之间的崛起和反崛起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改善的良性互动。     

关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历史表明,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国际体制和秩序的变动,甚至战争的爆发。历史同样表明,大国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战争。崛起中的大国是否成为世界的威胁,首先取决于它的政治意图,取决于作为这种意图之表现的国家战略定位,除此之外还取决于既有大国对新生大国的态度和反应,取决于它们之间重大利害关系的调整。中国具有和平崛起的主客观条件。中国的和平崛起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间的互利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不受到侵犯,中国就不会走上与既有秩序确立国或集团武力对抗的道路。     

从“和平发展”到“和平崛起”——兼论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贡献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以开阔的视野、全新的思路,果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新理念,不仅在外交理念上实现了与时俱进,而且大大发展和深化了邓小平同志"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将有助于化解矛盾,维护世界和平,形成中国发展的良性外部环境,有助于从观念形态上塑造中国发展的形象,理顺中国民众的心态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使世界正确感知、认识中国。     

论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

中国的和平崛起,完全不同于近代以来新兴大国所走的道路。具体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不走以往大国、强国传统崛起的以抢夺资源和攻城掠地为主要内容的热战之路,也不走美苏两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对峙、称霸争霸之路。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和平之路。既然中国和平崛起走的是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同样应该有别于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老路,寻找一条独特的新路。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以权利政治为新视角和新主题,不仅是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客观规律的要求。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代化是民族振兴和大国崛起的基石，没有现代化就没有民族振兴和大国崛起。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因为：它坚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又具有世界现代化的共性，紧跟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前进方向；保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各领域、各方面、各地区均衡有序、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各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中华民族和平安全复兴。     

论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最大热点之一。中国为什么能够崛起?中国是因和平而崛起,总体和平的国际环境提供了中国崛起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一直为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而不懈努力。中国是怎样崛起的?中国是以和平而崛起,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一贯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平建设原则,体现了中国崛起有理有利的全新发展战略。中国的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什么?中国是为和平而崛起,和平发展谱写了促进世界发展事业的崭新篇章,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激活世界经济"一盘棋",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而又坚实的力量。     

大国崛起的类型学分析——兼论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可行性

大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近代以来存在三种大国崛起模式:以宗教扩张激情为动力的西班牙模式、以掌控海洋为中心的英国模式和以政治文化扩张为根本目标的美国模式。这三种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建立在武力之上。目前中国的崛起选择和平方式,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可行战略,将对全球的未来产生革命性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无论是从大国崛起理论的内涵来看,还是从其他大国崛起的实例看,高等教育在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她不仅对国家经济具有推动作用,还会为国家崛起提供倍增力量。中国要和平崛起就需要积极吸收外国先崛起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正视差距,将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为我国的和平崛起贡献力量。     

英、法、德精英人士看中国崛起及我国对欧公共外交建议

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的快速发展,引起世界的瞩目。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中国崛起不可阻止"论已经成为西方战略界的一种主流看法。"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是西方人士提出来的,我国学术界则大多采用"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为了避免歧义和误解,中国政府一般不用"中国崛起"这个概念,大多采用"中国和平发展"的概念。本文主要介绍、分析英、法、德三国精英人士发表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观点,此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欧洲大国精英人士对中国崛起的看法,还有助于深刻认识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今后拓展公共外交途径、增强公共外交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为此，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论林黛玉是《红楼梦》的轴心人物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巅峰性不仅表现在它在人物、情节、环境、语言和主题意蕴诸方面都达到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至境,而且还表现在它的无与伦比的"奇妙性",其最大的"奇妙"处不是别的,而是用一个人物"扛鼎"起红楼梦世界,这个人物就是林黛玉。《红楼梦》的轴心人物不是贾宝玉、薛宝钗、史湘云、王熙凤,而是林黛玉。作者特意赋予林黛玉许多奇特的禀赋,如"草"、"神女"、"玉石"、"花神"、"帝妃"、"玄珠";"报恩"、"情恋"、"乡愁"、"诗性"、"本真"等,使她成为一个全局化的"结构轴心",目的是要在整体上为其"为史作传"的新人学建设提供一个"一而统万"的"阿基米德点"。与之配套的是小说人物的"立体幻影互文结构",它保证了林黛玉"轴心论"的有效实施、贯彻。林黛玉是中国历史上"新人学"范型的一次辉煌而壮丽的日出!她的神奇之光完全可以与西方现代、后现代的"美学人学"共契圆舞,交相辉映!她是中国的维纳斯、海伦和贝亚德丽齐;是中国近世人学拯救的人格化的诺亚方舟。     

作为美学之可能的“感性”——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分析对象

鲍姆嘉通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一门系统研究"感性"的学科"感性学",即美学,并且将美学大厦建筑在"感性"这一基石之上。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不厌其烦地提到"感性"一词。通过分析其中"感性世界"、"感性需要"与"感性意识"等核心概念的意义,即可挖掘出"感性"所包含的美学意蕴:一方面"感性世界"所体现的美学对象世界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从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入手,探讨对象世界诉诸于人的"感性需要"与"感性意识",以实现"感性"的解放与超越。     

辩证认识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特征

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表现出新的特征,主要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增大,世界各国同中国合作的意愿增强。与此同时,支撑战略机遇期原有的一些国际因素依然存在。不过,新特征伴随着新的挑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安全上、大国关系上,中国都面临新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积极开展全方位和平外交。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对台政策的历史转变与两岸关系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坚持不懈地探讨和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创造性地制定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建设性意见,如叶剑英的"九条方针"、邓小平的"六条设想"、江泽民的"八项主张"、胡锦涛的"四点意见"和"六点意见"等.这些对台方针政策在海峡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有效地缓和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促进了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加速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儒家伦理与全球危机

当代全球危机主要有二：一是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二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矛盾激化所产生的社会危机。中国的儒家伦理是世界上早熟的文化,它虽然不乏负面的因素,但积极面是主要的。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于解决当代社会两大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些思想主要是：“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讲信修睦”的用世之旨;“思患”、“通达”的抗危意识和“万世太平”的社会理想。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中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道路,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也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时空延伸,更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交融交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保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中国道路,立足时代发展特征,准确把握本国国情,加强改革开放,建设民主政治,以人为本,建设生态文明,走和平发展之路,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均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