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前胡适对东北形势就很关注,并对危机的出现有预感。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拯救民族危机的活动中。他与友人创办《独立评论》,并在主编位置上为之付出巨大的心血。他从国际、国内等方面着眼,对事变的原因、影响所做的阐释,许多是有见地、有的甚至是很精辟的。胡适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爱国行动也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浅析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

1933年11月20日,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其主要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史称福建事变。事变两个月后,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肢解。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     

国共两党对“九一八”“七七”两事变的立场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和1937年7月7日,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本土的军事事变,这是世界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上两起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粗暴地挑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太平洋战场的帷幕,“七·七”事变则宣告了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抗战的开始。对这两个事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采取了完全不同或不尽相同的立场,现作一比较。 “九·一八”事变前,驻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毫无准备;事变后,蒋介石对日军的     

汪精卫的伪“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投入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可是,身为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却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叛逃投敌,并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汉奸卖国政权——伪南京“国民政府”。这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是一件极大的丑闻,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一次空前的叛国卖国事件。     

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质及其转变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上海事变,国民党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为国民党政府对内对外的基本方针。国民党这个政策,在华北事变后开始发生若干变化,西安事变宣告破产,“七七”事变时,仍然举棋不定,直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才被迫抗战。本文就“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转变的原因,以及它转变的作用和意义,试作初步探讨,请教于同人。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中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授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共产国际七大在政策上实现了转变，对中国提出了建立“联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据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历了“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在对西安事变，主张和平解决的方针上，中共中央是先于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的，在对西安事变性质的判断和对张、杨的态度以及在改组南京政府的条件上二者又存在原则上的不同。这表明我党独立自主能力的增强。     

试析英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心态和立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政府一方面企图恢复英日同盟以保其在华的既得利益;一方面为维护自身“世界领袖”的形象而尽量使国联避免承担解决事变的责任。从这种阴暗的心态出发,英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了“貌似中立,实则偏袒(日本)”的立场,还想方设法将解决事变的责任推向美国,并力劝中日两国“直接交涉”,甚至以“国际调查”为名,让事变的解决不了了之。英国只顾一己之利,漠视国际正义,不仅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危害了世界和平,结果自己也深受其害。     

谈谈事变发生的各种因素

一、扣留李文林是富田事变的起因在江西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前夕,发生了一起震动苏区的“富田事变。”关于“富田事变”的起因,有一些文章已经作了介绍,我认为富田事变的真正起因,应该追溯到总前委扣留李文林。李文林是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曾任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     

试述张学良处理“九·一八”事变主张的变化

“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向南京政府提出了“武力确保东北”的主张,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明令张学良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先后经历了“与日本政府交涉解决”、“依国联公理解决”两个阶段。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侵略的不断扩大及对日本政府和国联幻想的破灭,张学良对事变的处理又回到了“武力解决”一途。但由于蒋介石对日继续推行其“不抵抗政策”,张学良在向蒋求战不成、求援不得的情形下,被迫下野出洋。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始终未能突破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篱樊,其根本原因在于受“抗日须全国一致”（实质上是主张由南京政府统一领导抗日）思想的束缚。     

“二·二六”事件、“双十二”事变和“七·七”事变

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尽管日本侵华战争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但至今仍存在一些令中国人民不能接受的“悬案”，“七·七”事变的性质即是其中之一。根据日本官方的说法：“日中战争是在从未料到的时机和场所突如其来发生的”，某些别有用心者在其回忆里甚至把挑起事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企图纂改历史推脱罪责。对此，我国学者早已从各个角度予以批驳。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拓宽视角，就前一年日中两国发生的“二·二六事件”和“双十二”事变对各自内政外交的影响，分析“七·七”事变演变为日本全面侵华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主客观因素，…     

如何评价韦昌辉

韦昌辉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韦昌辉的评价,基本上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阶级异己分子”和“天京事变的罪魁祸首”是否定他的两顶帽子。粉碎“四人帮”以来,一些同志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韦昌辉的评价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促进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但在展开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有的论者认为韦昌辉是“埋藏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定时炸弹”,在天京事变中,“客观上是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头号功臣”。这种论点是长期以来给韦昌辉戴上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天京事变罪魁祸首”两顶帽子的同意语,笔者不同意两顶帽子的传统看法,本文就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看法,求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     

“雷马事变”与三十年代甘肃政局

1931年8月25日西北军留甘部队,“中央”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在兰州以军事政变的方式,扣押了甘肃省政符主席马鸿宾,此即当时所谓的“雷马事变”。事变背景是冯玉祥1930年联阎倒蒋的中原大战失败后,企图在西北东山再起,重新建立根据地的一幕反蒋军事事变。事变结果,雷、马两败俱伤,冯部残余在西北地区被彻底消灭,蒋介石控制了甘肃达十六年之久。可以说此次事变是冯玉祥和蒋介石在甘肃政治舞     

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总战略中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全面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走向全面侵华战争之路——“七·七”事变爆发前日本侵华政策初探

一九三七年的“七·七”事变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对外实行侵略扩张、争夺世界霸权总战略中的重要步骤。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继续变本加厉地推行全面灭亡中国的侵略政策,终于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抗战时期中美与中苏关系

作者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和雅尔塔协定签订等历史事实出发，阐述了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辨析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上，前苏联学者一直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在共产国际及苏联指导下制定的。他们的主要根据是：“1936年12月16日以前，中共采取了罢免蒋介石的方针，12月16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要反对蒋介石，而要利用出现的局面促进蒋介石停止内战。”钢恩来在西安对事变的处理意见“正是转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①前苏联学者的这些观点实在是一个严重的误解，与事实相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中共在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电报之前就已经制定了。12月13日，当中共得知张、杨发动西安事…     

论抗日战争的开端

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取得了百年来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然而,这场战争究竟起于何时?明确地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战争的开端,还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地是一个中日战争史的分期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认识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七七”事变的六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是什么?是中日民族矛盾,还是国内阶级斗争?关系到如何认识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性质;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九·一八”事变期间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确定了对日不抵抗,将事变投诉国联解决的方针。中日两国遂在国联的“调处”下,围绕着事变展开一场外交斗争。这场斗争影响着事变的发展。本文略述斗争的梗概及经验教训。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和第二天,即9月19日,中日驻国联的代表即分别向国联第65届行政院会议通报了事变发生的情况。中日两国在国联的斗争由此开始。当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理事国。中国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将制止日军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的“调处”。而日本则出于独占中国东北的目的,不愿国联介入。 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正式照会国联秘书长杜吕蒙:要求国联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予的权力,“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情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变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的性质与数额”。9月22日,施肇基又在行政院会议上报告日军继续占领各地的情况,并公开提出上述照会中的要求。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的规定,如发生战争或有发生战争之虞时,联盟应当采取相宜行动,以保证各国安全。按此条无对侵略国制裁的规定,当时日军的行动已属侵略战争行为,中国应援引相应条款要求对日实行制裁,但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