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荀子的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荀子作为先秦著名的教育家,唯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以性恶论为基础的德育思想,既师承孔子,又立足于社会现实,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荀子的德育思想不仅对当世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人性论的诠释

荀子的人性论与孔孟有差别，他以性恶论作为基础，强调礼义之“伪”。而“伪”是加于“性”才能成的，这就是所谓的“性伪合”。以“性伪合”的主张做起点，荀子设定了两个目标，即“成圣人之名”和“一天下之功”。但是局限于理论的建构，荀子其实是偏向外王事功上作论的，荀子的礼法思想是其理论学说的重心，而礼法的主张受人性论影响很大。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港台及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综述——人性论视域下的德性透视

近30年来,港台的荀子研究方兴未艾,以对性恶论的不同理解区分道学论和文学论;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己突破并超越唯物唯心的二维思维模式,与人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而创新迭出。特别是从1987年开始,学界更侧重于荀子伦理思想的道德规范、道德教化、应用伦理等方面的研究,从而使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然而,现阶段的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学界去克服。     

再论儒家的性朴论——兼与日本学者和国内同行商榷

《荀子》一书既有性恶的说法,也有性朴的说法.很多论者不注意后一种说法,而在注意到它的人之中,甚少有人认为它与性恶的说法是冲突的.日本学者免玉六郎别出心裁地以性朴论来解释《性恶》,而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倾向于提出类似的解释.事实上,性朴与性恶是无法协调的.《性恶》无性朴的意思.我们在客观理解儒家人性论时要摆脱不正确的先入为主.荀子和董仲舒是性朴论的代表,而众多从王充开始先入为主的说法让人们不容易接受这一点.平心静气地读他们的原著,则可以发现以性恶论来说荀子,以情性阴阳论来说董仲舒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叙述难以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支持.     

关于儒家两种对立人性观的“误读”的解读

在儒家哲学史上,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观,即: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学术界普遍存在的观点是:儒家的这两种人性观是根本对立的。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儒家人性观的一种“误读”。笔者通过解读学术界之所以得出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性观的原因,并从人性发生论的角度阐释了孟子、荀子人性观是殊途而同归的,而不是对立的。两种貌似对立、实则同归的人性观的殊途而同归表现点为:它们在最终目的和方法上是相同的,从而澄清了学术界关于孟子、荀子人性观对立之分歧。     

“性恶论”还是“知天”?——荀子礼学根源的重新考察

性恶论如何称得上是荀子礼学的根源,这是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如果将礼仅仅纠缠于"性恶"这个层面,那么荀子的礼学将会沦落为一种单纯治世的规制,丧失从人类如何存在的深层维度来思考礼。"知天"而非性恶论才是荀子礼学的思想基础。     

形异实同:孟轲荀况人性论剖析

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荀子提出了“性恶论”,从古到今的许多学者视二者为根本对立的两种人性论,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造成这一误会的主要原因是对荀子的性恶论没有真正的理解,以及忽略了他们的诸多共同点。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社会儒学视域中的荀子“群学”

立足于社会儒学的参考框架诠释荀子群学,可以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人而能群的社会本质论,荀子尽管也从社会集合意义上凸显群体的本位价值和地位,尽管有时也立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维度阐发"群"的问题,可是他的着力点是根据人与动物的差别强调人能群能分,创造性地提出了人"能群"的社会本质观;二是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论,荀子社会分工论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其纳入"群学"之中进行讨论,开创性地发明了能难兼技的社会分工思想,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职业分工、社会角色分工和社会技能分工三方面;三是群居和一的社会理想论,荀子建构了以"群居和一"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理想思想,并从合群乐群、各得其宜、救患除祸、群居和一四方面做了深刻阐发;四是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论,荀子更为强调"外王"一面,强调道统与政统的统一性,就社会治理主体而言,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可以分为君子之治、先王之治和圣王之治三种情形。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     

荀子性恶论之谜及其破解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密钥。     

心性论的多元性与孟、荀“心性论”描述的非单一性

人性、人心都具有复杂性而不是单一的存在。孟子和荀子一正一反的主要设定,只是强调了人性、人心的一个方面。由于人性、人心的其他层面是无法否定的,结果就是孟子和荀子在主要的一种设定之下,实际上还用不同方式设定了人性、人心的另一个层面。这从他们人性论的基调上看似乎有矛盾,但从客观事实上看却并非如此。孟子和荀子都在性善论、性恶论的基调、主调之下,同时承认了人性、人心中还有与之不同的另外的方面,承认心性具有二重性。     

荀子性恶论的多维解读

在传统思想研究中，荀子是以性恶论而与孟子、老庄一同构成了中国古典人性论。其实，深入阅读荀子读本，笔者发现荀子对人性的评判较为复杂。传统性恶论远不能揭示荀子人性论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笔者现从荀子之“性”的中性色彩、荀子对人之“恶”的真实解释、荀子人性论中的向善和知善、人和环境的互动四个层面予以展开论述苟子的人性论思想。     

孟子荀子人性论的比较观

<正> 就我国先秦时代而论,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以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也还有一些人提出性有善有恶论等等。不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著名代表。孟子是继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第一个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提出比较系统的人性论理论的人。他从孔子的人性论思想出发,发挥了子思“天命之谓性”的命题,提出了他的人性论理论。他认为“善”是人的本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这实质上是一种先验论的思想。当然,孟子并不认为,人先     

"心利之有天下":荀子"心"的先验演绎

"心利之有天下"有"通感说""平比说""差比说"三种传统诠释,它们的争执让荀子"既肯定又否定""心好利"的"矛盾"张显,人拥有"顺情性"与"顺礼义"这一双重性"自爱"(self-love)的事实被尖锐地揭示了出来,构成荀子辨说的存在论"所与"(the given)。荀子的辨说以"事"言,是"目辨白黑美恶"的"辨",也是"修正治辨"的"辨",然后才有所谓"辩说"。因此一方面,荀子没有只在范畴里打转,而是"引入历史",由"心好利",经"心容其择"的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到"心利之有天下"的全粹之美,是一无限定的时间长串。即唯有通过自下而上地与恶斗争,通过各种办法的讨价还价,特别是知识的、政治的讨价还价,才有望获得善。另一方面,为了防范"善"只是一种"运气",荀子又演绎出了一个"新人",即"圣人"。"圣人"宣示了"心灵革命"的必然性,自由任性的人因此才能直下对道德法则感兴趣,做出断然的道德行为。前者是经验时间中的"道德的修行法",性恶论有其用,人类社会并非一个自然的天真无邪状态;后者是本源时间中的"道德的教义学",性恶论毫无用处,在任何糟糕的情况下,人都应保持足够的道德力量。两相结合,荀子的辨说在矛盾冲突中给出了一条"窄"而"美"的从恶到更善的不断进步的道路。     

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天道及人道--论荀子反诸"性善"而合乎德性的"性恶论

荀子之“性恶论”既是一个相对于人的自然状态的事实判断，又是一个关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荀子正是以告子实然主义人性论发端、明确而自觉地站在儒家德性论的传统的立场上批判了孟子那种流于言辞、陷于浮夸的“性善论”的德性论，以“性恶”的人性论为儒家的德性论传统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以欲解性、以恶解欲”，由合于告子的自然之欲求到反于告子的对自然之欲的批判到合于儒家德性论传统的礼乐教化、圣人之礼，都反映出荀子力图在新的高度上重建儒家的德性哲学，并且试图建构与儒家德性理论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礼法制度。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治论占主导地位,倡导“天赋王权”,法律地位卑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力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