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发育路径及其治理结构转型

中国社会组织在发育机制方面表现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和"外部输入型"三种类型,受制于迥异的制度或行动者因素,三类组织的治理结构大相径庭:1)自上而下型表现出典型的科层化特征,对于政治权力极具依附性;2)自下而上型组织多为精英人治的治理模式,受精英个人影响严重;3)外部输入型组织则更多采用"移植"或"嫁接"而来的治理模式,往往表现出组织治理结构"外形化"的特征。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三类组织的治理模式都难以充分适应新的社会治理需要,从而制约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而明晰政社关系边界的内涵、明确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以及推动制度创新则是社会组织治理模式转变的关键。     

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相关问题

市民社会是介于家族、国家之间的自治性和自洽性的第三领域,必须依靠公共舆论、通过文化参与和政治认同形成集体共识。中国市民社会形成过程中有权力、资本市场,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扶持和政府监管下的自治之路。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治论占主导地位,倡导“天赋王权”,法律地位卑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力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制度供给、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农村治理

治理分为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两类项目。在中国自上而下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基本模式下,有必要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梳理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村经济和政治治理的变迁情况。在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中央政府针对农村治理的制度安排,往往受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的权衡及地方政府激励相容条件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公社时期和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村经济治理和政治治理的原则,都是内生于以财政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建构过程的。特别是由于治理的实施既有赖于中央政府不同政策目标间的权衡,同时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和配合,因而蕴涵在不同层级政府间财政收支安排中的政府收支责任及地方政府的激励相容问题,对中国农村治理有重要影响。     

传播与控制:从告示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社会秩序的建构

目前清水江流域保留大量的明清时期的碑刻告示,揭示了当时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告示并不简单表现国家权力自上而下的扩张,它往往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共同协商的结果,体现了官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模式。通过对清代告示所展现的清水江流域国家权力与地方社会秩序之间的互动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国家如何将法律落实到广大乡土社会,以实现国家对民间社会事务的管理与控制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依附于国家的现实,从而有助于我们对基于西方社会学"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下的"国权不下县"、"基层自治"的传统观点进行再认识。     

从"控制"到"治理"--解读"县政乡治"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控制”为标志的“乡政村治”模式不仅不能有效抑制政府公共权力的异化,而且也不能有效推动乡村社会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因此,建立以“治理”为标志的“县政乡治”模式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种适合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和治理规律的理想模式。该模式不仅具有一系列重要特征,还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     

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概念、模式和功能选择——对政府政务公开二十年的追踪研究

在中国,公共权力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以政府为核心的国家机关和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公共职能、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拥有及行使的权力.政府政务公开是国家机关公共权力运行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已经实施二十年.二十年来,政府政务公开即公共权力的公开,不仅从无到有、由点到面全面发展,而且公开的概念、公开的模式、公开的功能选择都在不断深化.在重塑政府施政理念,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设公务员队伍,优化政治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研究这种变化,不仅有助于了解政府政务公开发展的历史及其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而且有助于探索公共权力公开运行的一般规律.     

中国语境下的“依法治国”与法治政府构建

构建法治政府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重中之重.建设法治政府的核心是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和制约公共权力.在中国语境下,法治政府需要从责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三个维度构建.法治政府的构建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重建政治价值,同时解决国家能力衰落及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过度干预并存的问题;二是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加强社会自治自律,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打造协同治理模式;三是从统治到治理,实现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方法论转换,丰富公众参与路径,建立一致性和多样性共存并且有节制的组织模式,使国家和政府成为一种包含着自我反思与修正趋势的政治形式.     

微信红包政治社会学研究

微信红包具有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社会治理学意义。红包产生即时性“领袖”与群众心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理、政治犬儒心理、群体无意识心理和政治感恩心理。红包是产生社会边缘性权力的重要原因，是社会边缘性权力的粘合剂。红包对社会治理学产生重要影响，是微信共同体自治的重要动力。红包政治心理影响和决定社会边缘权力、影响社会自治。红包政治社会学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基础性、微观性的影响。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社会正义视域下地方政府治理研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作用下,如何在权力结构由单一转向多元、合法性来源由威权转为共识的宏观"治理化"变迁过程中切实践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现实诘问。从理论上考量,社会正义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应有之维,其应建立起以内在价值导向、主体角色定位和共识达成路径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政府正义治理模式,在回应社会正义内在诉求的同时,为推动行政模式由"管理"向"治理"转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索出切实有效的实践路径。     

自主性与行政吸纳合作:乡村振兴中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机制分析

乡村振兴背景下促进政府与乡村社会力量的协调合作是实现基层治理精准化的重要途径。依据政府与农村社会多元主体合作的紧密度,基层治理实践可归纳为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弱合作治理模式和协同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强调以党和政府为核心的外部组织单方面确定基层治理的目标,并依托行政权力以满足基层社会需求。弱合作治理模式强调基层政府以政策和资源下沉为手段,在与乡村治理精英合作中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然而,受到乡村社会自主治理能力较弱和政策科层化运行逻辑的影响,上述两种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偏离社会需求,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因此,构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政府与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商共治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提升乡村治理精准度、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可行路径。     

政府、市场与社会边界重构视野下的社会组织发展

厘清政府、市场和社会边界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从政府培育"强市场",到政府建设"大社会",三元并存的社会治理模式趋于形成。要让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担当重任、成就大事,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确立社会组织参与合作共治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部分权力、职责和功能的合理让渡,加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建设,优化社会组织发展的机制体制,重构中国社会治理的微观基础。     

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产生缘由、内涵特征与实现机制

在微观先行的政治发展逻辑和微观显形的社会现实诉求的共同作用下，地方政府被委以治理现代化第一推动集团的重任，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现实路径和关键所在。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共享着“治理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同时因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所面对问题域的差异而在治理领域和权限边界等方面有着一定的区别。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国家治理与我国商协会体制探索

商协会参与治理分为三个层次: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层面.多元主义与合作主义模式下的商协会体制特征体现出巨大差异.在我国体制转型时期.商协会组织为分享公共权力而寻求政府权威认可、政府为获得权力的稳定支持而主动培育公民社会的"合作主义模式"应当成为政府与商协会共同治理国家的模式选择.合作主义商协会体制的构建,应着重处理好政府"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建立和完善与合作主义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在政府与商协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鼓励和引导联合会组织形式的创建与发展.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调整

权力过分集中是我国传统政治体制产生诸种问题的一个总病根。过分集中的权力不仅容易导致权力运行成本的增加与效率低下 ,而且为权力的滥用和腐化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直接影响政府权威。因此 ,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调整政府权力的运行范围及方式。具体到政府与社会之间 ,就表现为将原有高度集中的政府权力转移一部分给社会。由于一部分政府权力向社会的转移是由实践需要和政府自我认识而推动的自上而下的一种路径 ,所以又可以称之为权力下放。党的十三大指出 ,政府下放权力要“结合职能转移和改革机构”来进行。但由于当时发展社会…     

中国宪法蕴含的七个理论模式

从经验实证的角度上看,宪法是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反过来说,只有政治运行的真实规则才是真实的宪法规则.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真实的政治规则.着眼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真正有生命力、活生生的中国宪法体系,实际上蕴含着以下七个理论模式: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绝对领导模式;二是弱议会、强政府的议行关系模式;三是咨议性质的政治协商模式;四是兼顾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司法模式;五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监督模式;六是多元化的央地关系模式;七是公民的权利义务并重模式.这七种理论模式,既是中国政治的基本规则,也构成了真实的中国宪法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准则.只有深刻地理解、把握了这几种理论模式,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宪法.     

政府治理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困境及出路

治理理论要求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的互动、协调治理,政府治理代表着国家层面对政治结构、政治模式、政治功能的态度,非政府组织（NGO）建设是完善公民社会的内容之一,因而代表着社会及全体公民利益。本文通过分析政府治理前提下非政府组织（NGO）的价值、困境以及出路,以期完善非政府组织（NGO）建设,弥补政府有效治理不足,实现政府主导角色下非政府组织（NGO）平稳有序发展,使其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