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的言情模式与唐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唐传奇言情模式主要有两种：一为士人与身份微贱的女子的恋爱，一为士人与神女的艳遇。它反映唐代士人面对两性关系渴望浪漫爱情时，普遍存有一种冶游心态，而婚姻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门阎意识的影响。这种复杂婚恋心态的形成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美感意识、世俗欲望在唐代的全面复苏；二是魏晋六朝社会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持续影响。     

《李娃传》：一幅摇曳多姿的唐代社会风情画

唐传奇《李娃传》情节跌宕起伏,摇曳多姿,人物命运悲欢交织,爱恨相伴,堪称一幅生动的唐代社会风情画卷：士子狎妓的社会风尚,相沿前代而又不失独特的丧葬习俗,重门第等社会心理以及人性向善的道德追求和由强调门当户对向男才女貌的自由爱情转变的婚姻观念等。故事在几近真实的唐代社会生活中徐徐展开,这一时代的世态人心又促使故事的结局向人们渴望的理想境界推进,使读者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李娃传》不失为一部较早的世情小说。     

从“门当户对”到“才子佳人”──试论中晚唐新型爱情观的生成

魏晋至唐，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许多违法违时尚的爱情传奇中，体现和渗透着中晚唐士人对一种新型爱情理想的追寻和向往。那就是在时代社会背景转换的基础上，表现为对门当户对爱情观的放弃，进而带来观念上的变革，逐渐朦胧地构想出以人的自身价值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新型爱情观—一才子佳人观。     

晚明士人的婚恋

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一批士人形象,他们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但科举功名已经不是生命和生活中的神圣和唯一的追求,他们张扬自由个性,冲破封建礼教,挑战世俗社会,勇敢、坚定地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甚至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用男女性爱,甚至用赤裸裸的感性放纵来冲击传统的礼教观念.撕破了孔孟道德的虚伪面纱.对晚明社会和整个士人群体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震荡。小说无疑反映了晚明社会士人群体现实,作家借小说中的士人形象阐释了晚明启蒙思潮.但小说中的士人形象也客观地反映晚明士人群体的启蒙思想的诸多局限性。     

唐代省亲诗的忠孝观念

省亲是归家探望父母的礼俗。唐前省亲诗仅表达了个人思归的家园情结。唐代省亲诗则反映了唐代官员、士子、僧人等社会群体的省亲现象,及这些省亲群体的忠孝观念:官员省亲诗表现了唐代官员"忠大于孝"、"孝大于忠"或"忠孝两全"的不同伦理观念;士人省亲诗体现了科举士子扬名显亲的至孝观念;僧人省亲诗蕴含了中晚唐僧人、士大夫"孝能通禅"的思想。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从《傲慢与偏见》看奥斯汀的恋爱婚姻观

本文通过对《傲慢与偏见》一书中四对婚姻的分析,论述了英国女作家吉英·奥斯汀的恋爱婚姻观。她赞美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反对没有爱情的结合。这对否定封建贵族门当户对的婚姻观有一定的意义,但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奥斯汀仍强调了财产在婚姻中的地位,这是她的阶级与思想的局限所决定的。     

从"以子妻之"到"榜下捉婿"——宋代择婿婚姻探析

在中国古代,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和门当户对的媒妁之言是婚姻的主要形态,但在这两种婚嫁形态占据主导的同时,还有多种介于其间的亚形态存在,其中很值得一谈的是盛极一时的"以子妻之"式择婿婚姻,而"榜下捉婿"则是这种婚姻的极端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中所谓"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等,均与这种择婿婚姻有关.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宋元南戏流传下来的作品以反映士人的婚恋为主。由于宋代科举所形成的崇尚士子的婚姻观念的普遍化,宋南戏多揭示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的故事,而表现出较多的批判色彩。随着时代的变迁,士人地位的失落,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也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多写书生在科场得意后仍然忠于爱情,表现出高尚的品德操守。二是展示科举士人对“婚”与“仕”的深入的道德反思与灵魂拷问。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的发展经由了一个从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的深化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与特定的时代相关,尤其与科举士人地位的变化密不可分     

天花藏主人创作思想矛盾新探

天花藏主人是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以往的学者多关注的是他的婚姻观、爱情观、才情观,而对他创作思想中的矛盾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关注极少.实际上,天花藏主人维护正统“名教”的思想与大胆的婚姻观念相矛盾;“缘出于天”的思想与才子佳人主动寻求婚姻的行为相矛盾;才子科甲高中的同时又被举荐与帝王的理想,与自身现实的贫困、落魄、无人举荐相矛盾.而造成天花藏主人创作中的思想矛盾,又与晚明以来社会文化思潮、自身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生活的窘迫等息息相关,这些思想矛盾不仅反映了明末清初“士人”的精神失落,更体现了底层知识分子的道德意识、伦理诉求与爱情观念的新变.     

蒲州爱情圣地萌发的凄美爱情(下)

李唐时期婚姻观深受胡族影响①,特别是随着唐高宗与武则天的婚恋与情爱,婚制的宽容与松动,使春秋时期的自主婚重生再显。故此,在盛唐时期先后发生了寿王瑁与杨玉环、玉真公主与张果老以及后来的张生与崔莺莺等自主婚姻、自由恋爱、有情人结为眷属的爱情故事,而这些爱情故事皆发生在爱情圣地——蒲州。     

从挣扎到屈服之路——唐婚恋传奇中男性形象分析

唐婚恋传奇所展示的美好爱情中,男性形象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大唐多元开放的文化氛围,使男性可以放胆与各种身份的女子发生丰富多彩的浪漫爱情故事,但当落实到婚姻上,无不陷入了心灵追求与社会规范即情与理的矛盾之中。尽管他们挣扎过,但最终都屈服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故事往往也以悲剧告终。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男女性格方面的负面因素,更有科举考试、门户偏见、等级制度、父母婚姻包办等方面的强大压力,故而他们在丧失了爱情的同时又承受着婚姻的不幸。     

论《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的婚姻观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一部经典的浪漫小说。它反映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产阶级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她们对婚姻知之甚少并且缺少机会,她们的婚姻不是为了爱情,而是确保经济地位的手段。本文旨在通过对奥斯丁婚姻观的分析,揭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婚姻在社会中只是一种阶级融合的工具。     

本科生与研究生婚恋观的特点研究

采用苏红编制的大学生婚恋观问卷,对304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婚恋观的特点及其差异进行测量。研究结果发现,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婚恋观的性爱抉择维度上、恋爱动机维度上以及婚姻自主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性爱抉择维度和婚姻角色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恋爱状态差异;在性爱抉择维度和婚姻忠诚维度上,本科生和研究生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性别、恋爱状态等因素影响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婚恋观;相比男生,女生在性爱抉择上更保守,恋爱动机更清晰,但婚姻自主度较低;相比曾经恋爱过的群体,正在恋爱的群体在性爱抉择上更传统,在婚姻角色上更加开放;相比研究生,本科生在性爱抉择上更保守,对婚姻的认识上也更忠诚。     

厦门青年婚恋观调查与解析简

青年的婚恋观包括择偶观、婚姻观与性观念三部分,与其恋爱、婚姻行为密切相关,并直接影响其婚姻生活的和谐美满程度.通过问卷调查得出厦门青年在婚恋观在总体上呈现为择偶观多元化且有主流发展趋势;婚姻观兼具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观冲突,面临新的挑战;性观念走向宽容开放的趋势,针对这些特点从社会、家庭与学校和青年群体特点这几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原因分析,并给出引导青年婚恋观的相关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心理冲突探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处于婚恋的黄金年龄,他们的婚恋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与现实困境的限制,极易引发心理冲突。从婚恋动机、婚恋方式、婚恋对象、婚恋观念四个方面分析了现代化对新生代农民工婚恋的影响,探讨了职业局限、经济收入少和社会地位低三个现实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冲突,并提出解决的对策。     

《太平广记》所见唐代妇女的婚恋生活

《太平广记》记载有大量反映唐代妇女生活状况的史料,对认识和探讨唐代妇女婚恋、家庭生活及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唐代妇女具有“择偶的自由”、“妇女不重贞操”、“男嫁女娶与妒妇惧内”等特点,充分反映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有较大幅度提高。     

唐代人鬼相恋故事的几种模式

根据故事情节发生的特点，唐代人鬼相恋故事大致可分为类冥婚型故事、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亡女复活型相恋故事、路遇型相恋故事四类。类冥婚型故事依附于冥婚习俗，多发生在人间男性和女鬼之间；禁忌型人鬼相恋故事的经典模式是“禁忌～惩罚”，故事中男子或是气色有异或是暴亡，不具备重情之特色；亡女复活故事表现的足追求爱的力量强大以至于死而复生，给人以很强的震撼力；路遇式人鬼桕恋故事重在对男女两情相悦的描摹和歌颂，是义人幻想爱情的白日梦的载体。庸代人鬼相恋故事不但丰富了古典小说的题材，其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的发生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恋问题

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最大的已进入而立之年,最小的也正值谈婚论嫁的黄金时期。他们的婚恋期待、婚恋方式、择偶标准、生育意愿等越来越与传统社会文化相疏离,越来越挑战传统的价值规范。这跟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在当今急速变迁的时代里,在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道德约束越来越苍白无力,部分人的婚恋偏离“以爱情为基础”的基本要求,婚姻质量下降、家庭不稳定等伴随而来。家庭、学校、社会要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帮助他们端正婚恋心态,纠正婚恋行为偏差,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使他们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顺利前行,和谐发展。     

简述《汾河湾》与《武家坡》两部爱情戏剧的历史背景与主旋律——兼论“薛平贵”之名的由来

描写薛仁贵与柳迎春爱情的《汾河湾》及薛平贵与王宝锄I的《武家坡》,故事情节虽十分相似,但其时代背景、婚姻爱情观、褒贬的主题思想迥然。二者分别产生在唐初自由婚第二次高潮兴起与唐亡后自由婚衰落的两个时期。柳氏坚持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王氏则是抵制门阀等级婚的嫌贫爱富。前者褒扬忠君爱国,后者谴责卖国求荣。薛仁贵是东征西讨的名将,薛平贵则是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甘当儿皇帝的后唐叛将石敬瑭的化身。石敬瑭的侄儿石重贵继帝位后,欲借薛仁贵之光环,要与辽帝国平等“平贵”,只当孙而不称臣,这就是“薛平贵”之名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