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肌理”说与清代诗学转向

翁方纲的"肌理"说作为清代四大诗说之一,不仅以一种特殊的风貌为清代多彩纷呈的诗说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更以其对诗歌、诗歌史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清代中期一次十分重要的诗学思潮转向,从而在诗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论郑敏对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

郑敏着眼于中国现代诗学建设的总体目标,三十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现代诗学的诸多问题,为中国现代诗学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她高度重视诗与生命、诗与文化、诗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要建立一种融生命诗学、文化诗学、哲学诗学于一体的具有更高境界的大诗歌观,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超越种种狭隘、偏激、平庸的诗歌观,提升诗人和诗歌的精神境界,中国新诗才能与世界诗歌发展同步,才有可能进入世界诗歌之林。她在"结构—解构"思维影响下,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新诗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主张:认为中国诗学建设要认真解决好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要树立正确的诗史观,编写"健全公正的诗歌史";要大胆消解对诗歌权威的迷信,从诗歌艺术、诗歌发展的角度去客观公正地评价诗人诗作;要重新审视权威的诗歌观,认识其不足及其负面影响;要消解中心,破除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诗歌创作、诗学研究的误导;要正确处理思维与感觉的关系,重视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对偶”与古诗结构

对偶 ,在叙述型诗向描绘型诗 ,有机结构诗向无机结构诗的裂变过程中 ,是一个积极的不安分的元素。它使诗的内部结构由有机变为无机 ,是诗通于画的一个条件 ;它使诗歌的语言产生质的变化 :由语链变为词或词组的无语法纽带的并置 ,宣告了诗歌语言的独立。对偶是诗歌结构历史发展的推动者     

安静地“绕行”——内蒙古诗人曾烟的诗歌意象略论

曾烟是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诗坛上比较活跃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写作安静从容,注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创建出了属于自己的安静的象征体系。曾烟的诗路历程是从一个尚未消失殆尽的诗学体系中绕行到另一个尚未完全被自己肯定的诗学体系中来,她通过诗歌把诗写的安静和诗学的焦虑完美地结合起来,真诚而准确地记录了所处"绕行"期的诗人的复杂的情绪。     

现场感、整体性与多元化——2016年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综述

2016年中国当代诗歌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共生的局面,既有对新世纪以来各种诗歌现象的透视,也有对百年新诗进程的反思,还有对当代各种诗学观念的探讨。尤其是随着新诗诞辰一百周年的到来,对百年新诗的整体把握也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切入到新诗的内部,寻找现代性传承与发展的路径。还有些学者专注于当代诗歌形式的探究,从语言、结构、体式等方面进行具体而内在的分析。而对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些思潮、论争与个体诗人,不少研究者则以重返历史现场的方式,赋予其新的价值和意义。     

汉语诗性语言词义的构成

我国古代文学评论家曾经提出的“诗家语”,以及外国现代文学理论家和语言学家特别重视的“诗语系统”,指的都是与实用语言相对的、作为诗歌审美意识的艺术符号的诗性语言。汉语诗性语言是汉语历史地形成的功能变体,是历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运用汉语发展汉语而形成的。研究汉语诗性语言,分析它的词义的构成,从诗学的角度看,是探讨汉语诗歌本体的言说结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属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     

从冯至“十四行诗”的篇章衔接看诗歌篇章的特色

前人对现代诗歌的篇章衔接研究很少,涉及诗歌篇章衔接与散文等其他文体比较研究的则几乎没有,认为这与素有"诗国"之称的我国很不相称。因此,选取了现代著名诗人冯至的《十四行集》,从语法形式、词汇、修辞和标点符号四个方面来深入分析冯至诗歌的篇章结构衔接方式,以便更好地理解与探求现代诗歌的篇章衔接特色,并寻求其规律。     

先锋诗歌“反语义”写作研究——以杨黎为个案

在对早期非非形而上学追求主题的继承下,杨黎颠倒了文化语言系统中能指和所指的主从关系,通过对语义的取消或抑制,突出了对能指声音和语言的"逻辑形式"的清晰呈现,从而导致了相对于以"内容"为诗歌本体的传统诗学观念的不同的诗歌本体追求。在杨黎那里,诗歌写作完全变成了诗人一种对语言的体验。作为先锋诗歌反语义写作的典型代表,杨黎的诗学探索为中国新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也直接导致了诗人与读者的隔阂。     

论诗歌形式的结构意义

形式的创造标志人类意识的诞生。文学作品的多种价值潜在地存在于其形式结构中。诗歌词语和韵律的内隐关系是呈示诗人苍茫之思与委曲之意的重要形式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新批评派及结构主义诗学关于诗歌及诗歌语言“阻遏智力的阐释”的隐喻特征和“以象喻义则义丰”的诗学理论。文章强调了形式因素是诗歌表意的重要媒介与手段，在最后部分，对几首中国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词语结构和音韵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以展示形式因素中潜隐的诗的意蕴     

奉献精神与园地意识

“现当代诗学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精神作业，它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偏高，既深谙诗歌的肌理、修辞、想象方式又具有渊博、厚实、深邃的学养者，方可入其门槛，而这样的人选少之又少；同时它的研究对象和古代诗学比较，领域也相对狭窄，在有限的时段里诗人、诗潮与诗论本来就不多，能构成言说价值的话题就更难以寻觅，     

高春林:让诗从沉默中现身

高春林作为一个不断探索与寻找诗歌新路的诗人,不断地打碎自己,由唯美、恒定、优雅有时也带着感伤意味的诗学境界走向洞透人生迷雾的尖锐冷冽的经验领域.他以一种减缓语速的方式,努力打破当代诗歌的失语与沉默,让诗从沉默中现身,以个体经验为框架,引入"他者"的全部印象,构筑一座发散性很强的诗的宫殿,从而创造一种能吸引世界的声音.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的“比物讽刺”内涵及其意义

晚唐五代"苦吟"诗风在诗学上的成就实际上就是当时的诗格类著述。对这些文献进行专门的文本分析,发现"苦吟"本身还具有通过对诗歌意象的"比物讽刺"式解读去寻绎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关切的内在用意。而一般对"苦吟"的理解多从推敲琢磨诗句的技术层面考虑,虽然已经把握了"苦吟"本身具有玩味前人诗作以启发诗思和指导创作的内涵,但却忽略了"苦吟"实际上也有对现实政治生态深切关注的更深层涵义。诗格类著述在剖析诗歌意象所对应的政治内涵的同时,要求学者运用"比物讽刺"的方式去表达对现实政治的意见。还应注意,在"苦吟"风气下形成的诗格类著述实际上反映了诗学研究由外部诗歌文体职能向具体而微的细节问题转化的趋势,除摘句批评、章法理论之外,其"比物讽刺"观点其实是对古代诗学"比兴"传统的隐性张扬。     

现代诗学研究的生态与动态

自晚清“诗界革命”至今天新世纪诗歌的百年诗学发展,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同时也持久地引起诗学本身以及诗学以外的研究探讨,一百多年的中国新诗创作伴随、见证了新诗研究的经验得失。事实上,在小说、散文、戏剧诸领域,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内部求新求变的矛盾冲突像新诗这样难以调和、极端多变;没有任何一种文体在百年发展历程中自我否定和推倒崛起的呼声像新诗这样频繁激烈;     

开放诗世界的无限可能——袁宏道的诗歌语言观与中国诗学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容量的扩展是一个难题。诗歌体制成熟之后,语言也趋于凝固。明代复古诗学极力维护诗歌语言的雅正,排斥更新;性灵文学思潮冲击复古,语言观是关键。其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诗歌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追随复古理论,努力掌握经典唐诗模式。第二阶段意欲颠覆复古理念,打破诗歌语言限制,有混同诗与非诗语言的极端倾向。第三阶段尝试诗歌语言自由,寻求自然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此他重新体认诗学传统,进行各种试验,以求极尽变化的可能、超越难度的极限、任意驱遣语言。袁宏道使诗歌语言由封闭转向开放的努力,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引起更多重视。     

当代诗歌文本的嬗变及审美发现

把新的文化语境、诗歌美学与人生体验灌注于海洋中,用直觉去抓取形象,通过崭新的意象来说话,构成了汤养宗海洋诗的内在文化视野。汤养宗的现代口语写作,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日常口语,而是经过精心打磨,使其诗歌在新的生长点上获得有效的自身秩序,并通过与身体细节的诗学交换,形成一种具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诗歌语言。通过独特的审美眼光与心灵表现力,他把日常生活中那些毫无诗意的事物创造性地转化为一种复杂叙述的文本呈现,从而敞开了诗歌写作的文本可能。在其诗学想象力下,汤养宗突破二维时间的局限,在"身体""时间""现实事物"三者之间拓展文本的多维空间,实现从历史纵深性返回身体的第一现场写作,其创建的诗歌文本在客观与真实的基础上,获得了重新言说的方向。     

从"后现代"到"古典"——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的演变

从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后现代主义诗歌观念在中国当代诗歌领域经历了从"后现代主义"到向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回归的富有戏剧性的演绎过程.它的引入与流行,不是对于西方思潮的简单移植与原样展开,而是根植于充分的本土经验的依据和现实语境的确定指向,它已经成为当代诗歌观念史的一部分.而它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从"后现代"到"古典"的戏剧性演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化的思想空间,在彰显历史的丰富性的同时,直到今天也仍然具有激发思想灵感的重要价值.     

翻译的诗学批评

自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问世以来,中西文艺界乃至思想界对于诗学的探索绵恒久远。然而诗学的现代趣旨不是看诗歌如何表现美,更是看诗歌语言何以成为关。雅克布逊以降的形式主义诗学继承发展了亚里斯多德的诗学遗产,区分了日常语言与诗歌语言,还原了语言诗学功能,指出使得日常语言成为诗的是语言的陌生化表达方式,在很多场合下恰好是翻译实现了这一目标。翻译诗学同样关注语言的美学问题,形式主义诗学则为其重要理论来源。     

历史地审视中国诗歌的文体特质

通过简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几个主要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 ,可以发现 :内容开阔 (而非狭隘封闭 )以及对高境界的追求 ,独具的、和谐优美的韵律 ,凝练而通俗的语言 ,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特征 ,也是诗歌不可或缺的基本特质。尤其韵律 ,是诗歌不能放弃的 ,其外在形式方面区别于其它文体的最重要的特性 ,也是诗与非诗的最后界线     

离心与互限: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以诗歌语言和想象力为中心

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系统——由想象力和语言所凝构——呈现出了焦虑,其内部不仅出现了写作的分异,而且不同写作类型自身也存在着表意的焦虑性。"想象本位"型写作与"语言本位"型写作是第三代诗歌的两种写作类型,"想象本位"型写作在对"自然物"的书写中表现出了"离心"特性,其诗学想象与诗歌语言在表意系统中呈现出悖向式的发展路径,更多地走向了相互的离心与解构;"语言本位"型写作在书写"自然物"时则过多地倚重于诗歌的语言表达,相对忽视了诗学想象,由此营构出"互限"的写作空间,其语言与想象甚至走向了相互的否定,影响了其诗歌写作的纵深发展。第三代诗歌的表意焦虑并未得到合理的解决,由此影响到了1990年代的诗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