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辩证省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矛盾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必然性也合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合理结果。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当代中国还处于实践和理论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两大问题:驾驭资本和再造传统,前者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后者缘于中华传统现代化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追求。     

当代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反思与建构

当充满争议的现代性概念与复杂的中国问题相遭遇,当代中国语境的现代性认识产生分歧也就在所难免。厘清这些分歧不仅是廓清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纷争的前提,更关系着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和走向。要对当代中国语境的现代性及其现代性问题作出合理诊断,需要以普世文明的胸怀,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性问题;建立开放、辩证和多维的现代性认知态度;创新传统,为中国现代性之路提供文化支撑。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现代性概念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指称,它所指谓的只是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其涵义有三个层次: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内孕着两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其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性与中国性之统一的要义乃是后发现代性建构与后(期)现代性建构的统一问题。后发现代性意味着中国性向普世性的现代性开放,后(期)现代性则意味着现代性向特殊的中国性汲取滋养,以创化中国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之河。中国现代性建构,从中国性角度看,在文化的生活方式层面之指标序列上,主要要致力的是:非普世性的亲友社群与超越文化;普世性问题却很可能是非普世性解决的全球化与生态化问题。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历史契合＂。作为一种关切现实的理论平台,现代性视域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论题深化。从而作为现代性基本建制的资本逻辑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入现实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在互动中,呈现出一些基本原则,应以资本逻辑批判为主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资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共同目标。在建构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中国化的＂理论—实践＂的相互切入中共同推进这一事业。     

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变奏

受西方后现代思潮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反现代性思潮.在全球化时代,摆脱情绪化、表面化和简单化的问题分析,审视中国境遇下的现代性问题,仍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审视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它并不是业已完成的事业,也不是无法规避的危险陷阱,而是一项未竟事业,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推进是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途径和现实抉择.     

中国现代性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中国现代性诉求之间存在着"历史契合"。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关切现实的理论平台,现代性视域有益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论题深化。从而作为现代性基本建制的资本逻辑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切入现实的通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在互动中,呈现出一些基本原则,应以资本逻辑批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换为现代性建构的理论资源、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共同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审美现代性新形态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之路形塑了独特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中国审美现代性以复杂、独特的发生路径、演进逻辑、建构方式、具体内涵和表现特征而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审美之维和审美现代性的崭新形态。以审美现代性的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审美现代性”理论及话语,构建具有积极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多元审美现代性之中国形态,有助于为中国现代性提供独特的思想视点、理解维度,为世界多元审美现代性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应当从更高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契合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将进步的历史意识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向导,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新人文主义的现代性建构与乌托邦冲动

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白璧德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道德原则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以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建构现代性话语体系,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文化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