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给中国发展带来的困惑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 ,在人类进入全新的社会之后 ,这种积极和进步意义则显得苍白无力 ,因此遭受到批评和否定。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 ,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法治的原则 ,却与“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等同起来。因为这种原则不适合于现代法治建设 ,更不适合于法律实践 ,因此给中国现代化带来很深的影响 ,并由此产生许多困惑。本文试图探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出现的历史原因的同时 ,对目前法治建设中的一些困惑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制之下人人平等

在汉语中有句成语叫“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①，讲的是一位名登的州官为了避名讳，只许百姓管上元节放灯叫放火，而日常点灯不能叫点灯，得改称其他的说法。一方可以“放火”，而另一方却不能点灯，为什么呢？因为双方的法律地位不平等，有王法而无民法，长官的意志便是意志，百姓的意愿只能是意愿。历史上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但这绝对只是一种统治口号而非实际。因为既然有庶民与王子之分，即便同罪自然也不会同罚，所以也就有了曹操“割发代首”之类的把戏。在西方，同样的不平等也是存在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英语…     

刑法与平等简论

平等原则作为人类的美好梦想由来已久.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以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思想,对后世与今世的人们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名言.正确地理解刑法中规定的平等原则,无论对于定罪、量刑抑或行刑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因此,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为了更好地实现刑法上规定的平等原则,我们都必须对此有一个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对中国封建社会刑罚适用的认识与思考

中国封建社会的刑罚 ,由于其相同性质的社会制度 ,不同朝代可以传抄、沿用。而社会主义必须彻底废除旧刑罚 ,创立新刑罚。但是 ,不管旧刑罚还是新刑罚 ,作为法律文化 ,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历史的联系。社会主义的刑罚适用在法律文化方面对封建社会刑罚适用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社会主义“法德并举”的治国方略对封建社会“刑礼并用”治国方略有批判地继承和创新 ;封建社会严惩贪官污吏为我们反对腐败提供了历史经验 ;封建社会对死刑的慎用对我国改革死型制度也有所启迪     

台湾选前态势分析——国民党

一、马“特别费”一审宣判无罪。但二审、三审定谳仍存变数 纠缠半年之久的马英九“特别费”官司，终于在8月14日一审宣判无罪。 纯就法律观察，这个宣判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台湾“特别费”属通案性的制度缺失，数十年来已形成惯例，若判马犯贪污罪，不仅太牵强，而且卸任与现任的正副主管官员，有近万人处于与马“同罪”状况，特别是民进党不少高官都被告发在案，若只判马有罪而轻纵绿营官员，等于宣布台湾司法公正性荡然无存。     

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文化传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与“法家”曾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实际上,自荀学开创儒法合流先河之后,就已经改变了先秦传统儒家思想的霸主地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政治法律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文化传统主要有四大特征,即法自君出、司法从属于行政、刑法为主、法势术相结合。这些根深蒂固的旧法律文化传统,以其强劲的历史惯性,严重束缚着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彻底肃清旧法律文化糟粕之影响,是实现法治目标不可忽视的重要前提。     

清代前期保定地区 庶民中小地主的发展

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始终在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存在着缙绅与庶民的严格等级划分。所谓庶民地主系指地主阶级中非身份性的阶层,其中尤以中小地主居多。清代前期,保定地区的土地关系中,庶民中小地主滋生发展的社会现象十分突出,清楚地反映出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基本特点。本文对此试加论述。     

大清律官员犯罪律文考论——以“职官有犯”律为例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经历了二百六十余年由盛到衰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期间,封建社会经济取得了超越前代的发展,典章制度也获得了显著的成就。清代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其法律制度的历史价值。"职官有犯"是《大清律例·名例律》中的一条法律,根据清代"职官有犯"律的规定,官员犯罪,无论职务高低,所司皆须开具事实,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问。清代皇帝是最高立法者,同时也是最大的审判官,控制国家的最高司法权。     

中国家族制度的特点及与封建法律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宗法家庭社会。封建家族是历代封建专制政权维持其统治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国”与“家”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我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阶级关系、上层建筑包括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受儒家思想支配的封建法律,无不与家族制度有着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治国之道与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的设计——与《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一文商榷

《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4期刊载了《人治与法治——中西方法律精神的比较》一文(以下简称《人法》),读后觉得此文涉及如何分析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设计现代社会控制体系这样的重大问题。文中的见解不乏深刻之处,但文中的一些观点亦值得商榷。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人治设计亦有与西方法律精神相近的法治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方面、多因素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人法》一文中,作者在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设计”这一概念时,基本上是在总体的意义上使用的。而实际上,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的人治设计”,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文化,即儒家文化中的政治统治思想或政治     

中国传统恤刑思想与刑狱实践述评

中国传统恤刑思想内容丰富,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恤刑思想在狱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教化、颂系、优待女犯、法外行仁等。恤刑思想在狱治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思想,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制伦理化的特点。封建社会的恤刑实践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     

政商新统:近代中国商会法的实践意蕴

政府与商界较少发生法律关系,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法律传统.近代中国商会法出现后,这一传统开始断裂.通过政府促导、组织控制、简约治理等方面的商会法实践,政府与商界发生了较多法律接触,进而演变出一种新型法律关系,构成法制转型之“政商新统”.这一“政商新统”,既与西方国家向工商社会分权以实现“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不同,也与古代中国行政司法视工商事务为“细故”的传统不同,而是形成了政府主导和控制下的工商法律秩序.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无违法性认识减轻处罚之证成

“不知法不免责”与“不知法不为罪”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能采取单一的非此即彼的方法加以消解,完全考虑或者完全不考虑都会导致紧张关系的加剧。综合权衡法律权威与公众意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后,在厘清违法性认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从刑法外部和内部均能证明对无违法性认识的行为人予以减轻处罚的合理性。在司法实务中,可以尝试对空白罪状的法定犯、前行为合法而后行为无违法性认识的法定犯、无行业知法义务的法定犯、因生活环境突然变换无违法性认识的法定犯以及因存在违法性继承而无违法性认识的法定犯减轻处罚。     

《唐律疏议》“以”“准”字例析

“以”“准”字例在被作为法律用词时，存有细微差异。唐、元、明三朝律学，法律皆用“以”字例以显与真犯同，用“准”字例以示与真犯异。在《唐律疏议》中，“以”字例数量极大，且形态复杂；而“准”字例数量较小，形式简单。“以”“准”字例比类的目的在于依准基本罪名所在法条的罚则而为非基本罪名确立惩罚依据，其作用在于解决繁琐地另定罚则的立法弊病。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宋朝“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考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封建国家为了培养法律人才、选拔法律人才,规定了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的法律考试,不仅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还有“明法”、“新科明法”、“试刑法”;不仅有“呈试”,而且有“铨试”,就是进士、武学、算学、画学等科目也要“试律”。在宋朝,法律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本文试图就人们容易混淆的三种规模较大的法律考试:“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作一番探讨、考证,并借此机会就教于同事们。     

情节犯存在之合理性

情节犯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犯罪类型,其存在面临着挑战,学界也有要求取消情节犯之观点.但情节犯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性原则,而且与中国犯罪构成体系相适应,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情节犯与中国的法文化相适应,有其生存的土壤,所以情节犯的存在是合理的.     

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社会学解读

“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是一个很早就被提出,并不断被解读的“古老难题”。以前人们大都局限于历史学学科,从经济、政治、地理环境、社会整体结构等角度对这一“古老难题”进行解读。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对于“韦伯命题”的探讨触及到了这一“古老难题”的实质。本文受韦伯思想的启发,立足于社会学学科,从制度和社会信任角度对这一“古老难题”做新的解读,认为正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内在支撑的、强大而高度的“内在制度型”社会信任的生生不息,才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几千年而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