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防腐: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

过程防腐是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最薄弱环节,其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反腐效果的不理想。它作为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应当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过程防腐机制建设作为深化制度反腐的战略重点,推行更大范围的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体系,将权力监督的重心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并切实发挥制度对过程防腐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当前,从过程防腐的环节探讨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对策,将有助于从各项党政工作的过程中抑制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这至少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反特权腐败的制度与规则审视——兼评"正人心反腐说"

在以往的反对特权腐败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厘定制度与规则的区别,往往侧重于规则反腐。由于规则的易变性和规则制定往往成为特权者的专利,致使不与制度结合的规则不仅没能成为反腐的利器,反而成为滋生特权腐败的渊薮。因此,必须在科学厘定规则与制度的基础上,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全面深化宏观制度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在权力来源上遏制住特权腐败的高发和多发势头,从根本上有效遏制特权腐败现象。     

反特权腐败的制度与规则审视——兼评“正人心反腐说”

在以往的反对特权腐败过程中,由于没有科学厘定制度与规则的区别,往往侧重于规则反腐。由于规则的易变性和规则制定往往成为特权者的专利,致使不与制度结合的规则不仅没能成为反腐的利器,反而成为滋生特权腐败的渊薮。因此,必须在科学厘定规则与制度的基础上,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全面深化宏观制度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而在权力来源上遏制住特权腐败的高发和多发势头,从根本上有效遏制特权腐败现象。     

解读韩国政府治理腐败方略

韩国政府的反腐历史可分为渐进式治理、冲击式治理、试图转换治理方略和综合治理等四个阶段,通过分析韩国政府在各个历史阶段采用的反腐方略的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用"渐进式"或"冲击式"治理方略,都无法有效地防治腐败.为了有效地防治腐败,政府的反腐有必要从以打击腐败行为为中心的治理方略,转变为以体制、制度改革为中心的综合治理方略.     

民企反腐的行动逻辑：基于“诱因-需求-注意力-行为”框架的分析

清廉中国建设离不开民企的深入参与。近年,我国部分民企开始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自身的腐败问题,这意味着民企正在成为重要的反腐力量。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民企自发性反腐背后的深层归因。将民企反腐细分为反内权腐败和反外权腐败,建构“诱因-需求-注意力-行为”框架,对民企反腐的行动逻辑进行理论阐释。研究发现,组织分权程度通过刺激民企的经济利益需求,对民企反内权腐败产生正向影响,但对反外权腐败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压力打破了合法性需求的平衡,对两种反腐行为产生正向影响。民企主要负责人正义观通过刺激道德需求,影响民企的两种反腐行为。民企主要负责人反腐注意力在各诱因与民企反腐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为进一步推进民企廉洁建设实践,政府可提供廉洁建设公共服务,降低民企反腐成本;重塑全社会的互惠和信任机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全法律制度体系,打造廉洁文化,激发民企反腐败的协同行动力;加强对民企高管的道德教育。     

新世纪以来中国反腐倡廉研究进展:议题与范式

治理腐败是一个历史性、全球性课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对当代中国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些文献在对权力腐败的传统形式和新趋向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对"期权腐败""裸官""炫耀性腐败"等部门腐败问题展开了专题研究,并从宏观层面论述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一些文献以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廉政文化建设与廉洁教育、制度反腐与惩防机制为主要治理范式,对反腐倡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研究。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理论界依然需要对部门腐败的相关问题进行专题化研究,在注重整体性和基础性研究的同时,推进反腐倡廉研究的科学化和本土化,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学,为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     

论文化反腐

所谓文化反腐就是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把一定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原则渗透到法律制度和人们的心灵,从而达到反对和防止腐败之目的.落后文化导致和催生腐败,先进文化则可有效抑制腐败,并为法律制度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反腐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方法,但制度反腐除了制定法律制度条文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制精神的建设.文化反腐可为制度反腐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     

提高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重要性探析

反腐倡廉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反腐倡廉建设不能运动式的,要深刻把握其内涵,掌握其规律,坚持长远与当前相结合,按照标本兼治的原则,实现科学反腐、制度反腐。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治理腐败,取信于民,凝心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随着反腐工作进入深水区,现行对公权力的监督和监察制度弊端逐渐凸显,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提出正是为了应对当前反腐败形势的要求,整合有关力量,配套制度供给,将反腐败完全纳入党的直接领导下,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覆盖。本文所指的反腐监察不仅指行政监察,而是涵盖纪律检查、预防腐败、贪污贿赂查处、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在内的大监察的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改革。当前有关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法学等维度展开,忽视了议题本身具有的公共管理专业属性。本文立足公共管理专业,分析了现行反腐监察体制的问题,并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起点,指出改革的路径,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反腐数据治理的价值意蕴、问题及策略研究——基于“监督—执纪—决策”的分析框架

数据治理是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背景下腐败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在反腐领域引入并重视数据治理对提高反腐败效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在厘清数据治理对一般公共部门赋能的基础上，结合反腐机构的特殊性构建反腐数据治理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反腐数据治理的实践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数据治理赋能反腐机构存在的问题，包括大数据应用的支撑条件不足导致数据监督模式不完善、大数据的高速性与人的有限性导致执纪工作不连贯、大数据发展的不充分导致数据决策模式尚未形成。为此，应当进一步健全数据监督的支撑条件，完善数据监督模式；强化技术研发与制度建设，促进执纪工作的连贯性；构建数据技术辅助反腐决策机制，提高数据技术的应用层次。     

英国殖民治理的起源——《美利坚政制之源》序

英国在近代早期的殖民治理最显著的特点,是向其美洲殖民地输出包括议会制度的英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对于移民海外建立新拓殖民地的英国人来说,能继续享受、保有英国法律和自由制度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他们保持着英格兰人身份以及继续这份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美洲各地的英国拓殖者竭尽全力将这些据点置于英国法的根基之上。从新英格兰到巴巴多斯,英属美洲殖民地确立了议会治理机制。     

廉政保证金制度反腐效果的有效性和有限性

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借鉴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在预防腐败上的成功经验试行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尝试运用"经济治腐"的理念来实现廉政建设的目标。但在政策推进过程中,廉政保证金制度备受争议。从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廉政保证金在反腐上的有效性和有限性。廉政保证金的激励约束机制决定了其在反腐上的有效性,但法理上的冲突导致了其在反腐上的局限性。需要完善廉政保证金的制度设计,规范制度运行机制,确保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同时,也要做好配套制度建设,提高廉政保证金在反腐上的有效性。     

腐败征候群解读与制度反腐策略

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参与"和"制度"视角比较研究世界范围内四种腐败类型的征候特点和治理策略,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我国腐败现象丛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制度反腐的策略性,故而优选理性可行的循序渐进、有效管用、对症下药和自下而上等治腐策略,是端正反腐理念和改进反腐成效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权力商品化的若干表现形式及其防范

公共权力作为保障公共福祉的公共资源,决定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由于受官本位思维和权力消费观念的驱使,个别党员干部将商品交换原则带入政治生活,使得公共权力商品化,进而引发权力交易等腐败现象。新时代全面从严治理腐败,以制度反腐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着力强化制度授权和依法用权的规则意识,防范商品交换原则侵入党内生活、侵蚀政治生态。为此,必须从学理上厘清公共权力的职能边界和商品交换原则的适用范围,着力在从政理念、规则意识、过程监管方面进行制度化的边界规约。     

反腐信息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制度反腐与网络反腐路径差异的实证研究

网络反腐和制度反腐这两种腐败治理模式产生的信息传播结构差异会对政治信任产生不同影响。基于中纪委网站228个腐败官员的案例研究和对400个学生进行的实验比较发现:一是网上流传落马官员相关信息排名前四的指标是贪腐金额、情妇、家人共同犯罪、保护伞;二是落马官员所在单位层级、职务级别越高,网络上流传上述四项信息的概率也越大,政府单位落马官员较之于企事业单位的落马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更大,相对于制度反腐,因网络反腐落马的官员,流传上述信息的概率也更大;三是网络信息的真实程度普遍较低,同时,网络反腐倾向于夸大落马官员的腐败情况,在信息的真实性上低于制度反腐;四,虚假信息对学生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当我们将互联网中反腐信息的真实情况反馈给测试对象时,测试对象的政治信任都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网络视域下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信息时代下,网络反腐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参与主体广、信息传递快、舆论监督压力大等优势,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有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民群众反腐期望值的持续上升,新时期党的网络反腐工作也遭遇了许多困境：网络监督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缺乏完善的执法制度规范;网络的隐蔽性和匿名性容易导致网络暴力,伤及无辜;网民的非理性参与行动容易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深入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一方面需要积极应对,充分利用网络新兴技术形成新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局限性,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     

网络监督体系化研究——以网络反腐法治化为切入点

近些年,以网络反腐为代表的网络监督逐渐成为社会热点。从周久耕、杨达才、雷政富、刘铁男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名法官,网络反腐的巨大威力令人鼓舞,网络已成为我国反腐的重要平台。与传统和体制内的反腐路径相比,网络反腐有其独特优势;但网络反腐又是一把双刃剑,在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加强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对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网络反腐的潜在威力才能更好地取得实效。依托网络反腐的法治化推进,网络监督的体系化势在必行,网络监督体系化的路径选择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探析

在新时期,互联网在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全面认识网络反腐,务实探讨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有效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对策应是多向度、多层面的,绝不应是单向度、一维性的。真正认清网络反腐的利弊短长,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前提;不断加强网络反腐的法律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基础;建立健全网络反腐的相关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保证;开发好网络技术,培育好网络把关人,抓紧抓好网络治理,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核心;推动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的无缝对接,促进官方网络反腐与民间网络反腐的良性互动,形成反腐合力,是新时期增强我国网络反腐实效的关键。     

巡视监督:当代中国过程防腐的主导机制

巡视监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方式。在当代中国反腐倡廉工作格局中,"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构成"制度反腐"的"两翼"。为有效解决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工作中存在的横向监督乏力、纪检监察体制吸纳社会监督力量不足等问题,应充分发挥巡视监督的"高位优势"。要以"高位优势"彰显"独立性",增强巡视监督的威慑力;以"专项巡视"扩大"覆盖面",增强巡视监督的辐射力;以"过程防腐"推进"常态化",增强巡视监督的聚合力;以"制度反腐"加强"制度化",增强巡视监督的持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