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中年女性的体察与迷茫——论王安忆90年代后创作的心理基点

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后的创作经历了文化话语解构叙述、个体血缘寻根神话、都市问题女性故事和乡村风情寓言抒写四个时期,其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点,即为了步入中年"不惑"境界而广泛体察最终却无法消解迷茫的心态.它既表现为以基本生命感觉探寻人性之常的人生觉悟和思维视界,又暗存着作家都市和乡村双重"外来者"个人经历的独特印记,其中深刻地体现的,是一个成功女性面临的人本的困境.     

“外来者故事”模式与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叙事”小说

“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乡村社会生态中的灰色强人

乡村灰色强人是指农村中介于违法犯罪的流氓恶霸和普通村民之间的一类人。乡村灰色强人的表现包括妨碍村集体正当工作、侵占村集体利益,欺压本村普通村民和外来者。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是社区领袖的缺位,乡村舆论约束软弱,县乡政治生态不良;防控乡村灰色强人的建议是培育社区领袖,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青海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与强化路径

乡风文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障。青海以提高群众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为主要内容,以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目标,以移风易俗为重点,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制度等手段,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道德实践和文明创建评选活动,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持续开展"三下乡",为基层乡村提供丰富精神食粮和有效智力支持。强化村民自治管理,推行"一榜两组三约"自治制度、"五严禁一承诺"村规民约、"7531"工作法、"2+3+X"治理模式,规范引导群众言行举止,扶正群众价值取向,营造向上向善社会风尚。强化依法治理、依法办事,依法推动信仰文明行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问题再认识

在传统中国如何治理乡村的问题上,存在着行政强控制与乡村自治两种观点的分野.虽然它们都有一定史料的支撑,但传统社会变化着的治理形态不是可以仅仅凭一些不一定有代表性的个案来定位的.因此从传统文明的宏观结构分析入手,认清科举制度下文治礼教的“道统”、“治统”,一统王权为核心的小规模政府,较低赋税这三者与乡村社会建立在“社会文化网络”基础之上的自我治理间的关系,是我们对科举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性质、地位、作用作出定位分析的基础.以传统社会乡村自治为特色的华夏文明不仅达致了世界农业文明的巅峰,也蕴含有人类成功文明所具有的诸多共性.     

空间与性别的世纪寓言:20世纪中国电影中的“外来者故事”

本文通过考察《小城之春》、《早春二月》、《爬满青藤的木屋》、《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四部1940、1960、1980、1990年代著名的电影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叙事原型———"外来者故事",来探究现代中国时间、空间与性别之间的复杂关联。"外来者"都是男性,而传统空间中的生存被表述为一种女性化的生存,包括女人、孩子抑或被去势的男性。在这样故事中的女性空间位置的变与不变,象征着传统接纳了现代抑或现代战胜了传统。但一旦外来者的身份转变为女性,这个叙事原型就会出现危机,现代性的时间逻辑就难以为继。不难看出,在这个叙事原型中,新与旧、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样一些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时间范畴不仅被深刻嵌入中国与西方、外与内、都市与乡村等等空间范畴的建构中,还被嵌入另一对空间性范畴——男性与女性(性别身份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的建构中。     

对乡村精神坐标的重新寻找——关于贾平凹《秦腔》的“叙述残缺”

乡土作为写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被贾平凹重新阐释了。面对乡土的巨大变迁,他从叙述的视角、乡村伦理的萎缩、乡村精神的崩溃等多方面给予了详细的叙述和描写。他以双重身份站在客观的高度,在众多人物构成的嘈杂的日常活动的演绎中,在残缺的叙述中寻找乡土的灵魂和乡村精神的坐标。     

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

城镇化是一种空间化的再生产与重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乡村文明的式微与消隐。它不是单纯的城市建设,而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城市"与"美丽乡村"的结合体。从正义维度分析,必须破解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单向度思考,高度重视城镇化的"空间正义",警惕与遏制以终结乡村文明为代价,导致对乡村文明的阉割,造成"乡土中国"与"城市中国"的错位。要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做好社会与生态、时间与空间的协调统一,推进乡村文明重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使命、逻辑与进路

与以往乡风文明建设相比,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风文明建设有着自身独特的使命、逻辑和进路。乡村振兴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使命是建设引领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乡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生活富裕与价值充盈的乡风文明。履行乡风文明建设使命要遵循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的要素自洽、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向其外部系统开放、乡风文明建设内部系统与外部系统有效联结的逻辑。在具体乡风文明建设实践中,要立足乡村文化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乡风文明,同时借鉴城市产业文明建设乡风文明、围绕绿色生态文明建设乡风文明、立足增进乡村人福祉建设乡风文明。     

艺术与城市文明初论

艺术与城市文明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艺术是区别城市与乡村的一个重要尺度,对审美与艺术的态度折射出大都市与普通城市在文明模式上的差别,作为城市文明更高发展成果的当代都市文明对艺术本身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艺术之城"是一种以美学为理论基础、以艺术活动为实践中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理念的城市文明建设与发展框架,对于当代城市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     

发掘历史存在现场 探究乡土人生悲欢——冉正万长篇小说《银鱼来》略论

冉正万新近推出的长篇力作《银鱼来》以其不拘一格的叙述笔法和乡土风格受到评论界的较高赞誉。《银鱼来》是一部关于宗族、人性、地域文化、乡村生态的扛鼎之作。文章从范孙两家恩怨的缔结与延续,人物悲苦命运的安排与诠释和"大团圆"结局的追问与反思三个方面阐释四牙坝人的人生悲欢,探讨现代化车轮碾压后的乡村文明的命运。     

中国乡村建设研究述评

结合中国历史和当代前后呼应的两波乡村建设实践,让叙述回归具体脉络,以"实践-研究者"的新视角对各种已有乡村建设研究与叙述作出基本归纳,并分别对"效果论"、"好人好事说"、"问题乡村"、与"脉络化努力"这四种类型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基于当代乡村建设主要推动者的基本主张,将中国乡村建设放置于"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激进"的宏观脉络与整体性视野下进行框架性归纳。     

解放区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叙述

解放区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叙述,突出强调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表达解放区农民的解放诉求.解放区小说的乡村空间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把地主大院表征为阶级压迫的空间;二是叙述乡村公共场所控制权的更替,突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意义;三是强调农民住宅的公共性意义,弱化其私人性的意义.     

西方游历小说文体与游历叙述模式的发展演变

文章主要梳理和探讨古希腊至18世纪游历小说与游历式叙述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及特征,即探险游历文学的以情节为中心的游历式叙述模式,流浪汉小说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游历式叙述模式及启悟小说的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游历式叙述模式。     

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振兴研究

乡村文化产业是促进乡村全面发展、带动乡村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数字经济发展为乡村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有利于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生态宜居和治理有效。因此,为解决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一要完善乡村人才“引进+培养”机制,筑牢数字人才根基;二要深度挖掘乡村文化价值,丰富数字文创产品类型;三要创新“文化+数字”产业模式,培育乡村文化品牌;四要加大吸引外部投资力度,夯实乡村经济基本盘;五要优化乡村文化产业管理体系,提升乡村管理效能,推动乡村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稳步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思考——以福建省为例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美丽乡村建设,注重规划先行,强调以人为本,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重点,美丽乡村建设有序推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共性与特色兼容的多元化创建模式。福建省在建设美丽乡村进程中也存在诸如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意识、政府包办过多、农民主人翁意识弱、"村两委"作用发挥不够、缺少资金等等不足与问题。稳步推进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顶层设计;落实"村两委"的主体责任和发挥农民的主人翁作用;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等。     

新时代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基础和关键，既事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牢固树立，又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此，我们要在遵循建设美丽中国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强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思维引领。这就要坚持以战略思维完善顶层设计，以创新思维激发内生动力，以辩证思维推动协同治理，以法治思维强化刚性约束，以底线思维恪守生态红线，把党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落到实处，进而开辟社会主义中国乡村生态文明新时代。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的意义及其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展开工作部署。乡风文明,就是要使农民综合素质进一步提升、农村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这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又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和保障,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向。然而,目前我国乡风文明建设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亟须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切实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尽快扭转农村社会道德滑坡的不良局面。具体而言:一要提高全社会对乡风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二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三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基础;四要发展农村教育文化,提高农民素质,打牢乡风文明建设的文化基础。     

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道德建设

"乡风"作为中国农村伦理道德和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乡风文明与否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效果。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号召下,乡风文明在家庭、经济、生态以及治理方面面临一系列道德失序危机,这给乡村振兴带来挑战。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讨乡村治理出现道德失序现象的根源,并从创新治理途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以及发展农村经济三方面对乡村治理作出展望,可以为新时期有效治理乡村和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美丽建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