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文化观念的演化

中西“文化”观念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在“辞源学”意义上,中国的“文化”一开始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西方的“cultura”一开始指向形而下的物质层面。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文化“指文治教化,其内涵主要在精神方面;西方的“文化”从物质世界扩展到精神世界;就现当代而言,中国通过日本的中介引入了西方的“文化”观以及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     

近代中国文化观的革新历程

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也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开始了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艰难历程.在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最初的器物层面经历了中间的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文化本质层面,最终完成了对西方文化本质的认识,也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观的最终革新.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折衷主义

文化折衷主义在近代中国盛行一时,且影响深远.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中体西用”,可以说是19世纪后半期的一种重要文化思潮.“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从闭拒(文化传统主义)到融合汇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反映了西方文化在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嬗变轨迹.对这一思潮进行剖析,对理解中国文化在近代的演变以及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无疑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借鉴的双重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及其现代启示

中西文化的冲突自利玛窦登陆中国就开始了,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观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露的前现代世界可保统治者“安然无恙”。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血与火的扩张、征服、殖民,使华夏中心主义观在回应现代性挑战中步步退守,从器物文化退到制度文化,最后据守观念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整合的经验和教训无疑给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以深刻启示。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起源及其表现形态

民族主义是一个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在西欧,民族、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到了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经历了从“天下主义”到“民族主义”的转化过程,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主要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两种形态。     

从“文化幻觉”到“文化自觉”--鸦片战争前后精英思想的嬗变及其启示

:“文化幻觉”是指落后民族在不了解外界先进文明情况下孤芳自赏的文化病理现象。文章认为 ,在古代 ,由于华夏文明长期在东亚地区一枝独秀 ,导致了中华民族自我中心主义膨胀、传统文化“专化”与社会发展停滞。在近代西方后来居上的情况下 ,盲目的文化自豪终于变成文化幻觉。在鸦片战争及其后西风的不断冲击下 ,中国的思想精英们逐渐从文化幻觉走向文化自觉 ,传统社会由此启动了现代转型的进程。尽管由于内忧外患的干扰 ,社会转型并不顺利 ,但它表明思想精英作为社会变革最敏锐的先知先觉者 ,作为一支社会批判、建设、创新的力量 ,其积极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王道”的再发现:传统文化与孙中山的国际观念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中国政治文化中“王道”的理念,发挥自古以来的“大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他提倡以中国传统的“王道”文化,来改变当时以西方“霸道”文化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格局.他提出以传统的中国文明为基础,超越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超越近代世界几百年来西方列强奉行的大国强权的规则,扶倾济弱,主导世界进入天下大同的境域.孙中山提出这种思想,以近代西方列强欺凌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为背景,具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他的这种思想也是晚清以来的思想家们倡导大同理想的延续.孙中山的追求虽然只是一种理想,但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思想探源

人权思想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究竟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否孕育着西方人权思想的基本元素?从人权作为“人”和“权利”的内涵来理解,人权思想的诞生和孕育是需要特定文化土壤的,也许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正义观、抗争精神、个人主义和宗教影响等对人权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与西方文化确实存在着本质性或前提性的差别,因此也就没能象西方那样成为近代人权思想的发源地。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师夷长技”与魏源的民族意识

魏源“师夷长技”论开启了近代思想界学习西方的历程 ,“师夷”主要集中于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科技 ,但并不限于“战船”、“火器”、“养兵练兵之法” ,还包括先进工业科技的引入、近代工业的建设、经济政策的调整等。“师夷”要求对传统教育内容、科举词章取士制度加以变通 ,并进而延伸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憧憬。“师夷长技”论广泛涉及到军事、经济、科技的现代化 ,并影响到此后早期现代化意识向教育、政治领域渗透。魏源的民族意识虽然还带有华夏中心观、文化主义的情节 ,但已显露出冲破“夷夏大防”、摒弃华夷之辨的理性化发展方向     

多元文化交融的缩影--澳门文化

"澳门文化"是东西方文化在澳门这块葡人"居住"的中国土地上,通过长期碰撞和交融后所形成的一种典型的多元性文化."澳门文化"在其历史的长河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方宗教与中西学校的并存、及在鸦片战争后东西方不同文明的进一步融合与认同,使澳门成为了中国近代一座典型的多元文化型的国际商埠,并为我们今天考察和研究近代以来东西方多元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实施范例.     

30年代的文化论争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探索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不断冲击激发出中国的现代化思潮、中国思想界从洋务运动至五四时期先后提出“中体西用”和“西化”作为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到３０年代，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又以文化论争的形式出现，其深度和广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尽管这场论争存在着从文化层面探讨现代化理论而忽略其它层面等局限，但它所提出的“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以及直接用“现代化”一词表述的种种模式与理论，既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立的理论意义，又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化走向的转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败落及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近代以来的文化自卑转向文化自觉——即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价值重估与主体地位的坚持,在文化“会通观”指导下构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探索等方面。其结果是奠定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基础。     

西方人对中国法律传统的文化观念

西方学者对中国法律及其意识系统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从早期的传教士到现代的汉学家，他们对中国法律及其文化传统的解析，构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然而，西方的“中国法律文化观念”基本上是对异域法律文化的贬诘和否定，西方人从自己的学人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认识多半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黄遵宪文化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黄遵宪于1902年针对梁启超的保守倾向,鲜明地提出“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希望通过大力输入西方新学理,从比较中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真精神、真道理,经过与西方文化“科学”与“民主”的精华相结合,为救亡图强寻找正确出路,其文化思想达到了时代的高度。这是由他处在中西文化撞击的环境中,遍历四大洲而锤炼的文化品格所决定的。对于旧学他持极其可贵的批判态度,并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西方文化。黄遵宪的论著体现出近代文化觉醒的意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定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零落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连续失利,都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引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处,并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找到了历史的动力,这便从根本上疏通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通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接通了丰富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在共同的“人文”追求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融通中自我反思。然而,中西人文传统本身的巨大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深刻度与社会作用度。     

中国诗性文论的灵之舞

“每闻少年能读西人诗，惊服其长篇巨制，辄谓中国诗不足观。”（熊十力语）近代以降，在西方势力的威逼示范之下，华夏本土文化与泱泱之风，花果飘零。其实，又何独中国诗的遭遇如此!由此上溯中国文论以至中国文化，哪一样又能置身事外？有鉴于此，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部分学人力倡“中国本位文化”。时光滔滔，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民族根性何在？如何与西方文论平等对话并为新世纪中国文论开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和运思方式。为此，本刊特邀三位学者来谈这个问题，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