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方针,是在司法领域贯彻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重要举措。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重点要强化法治理念,用好轻缓刑事政策。     

论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罚原则

在实行依法治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应当实行“严打与轻缓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本文从在刑事处罚上应当遵循“轻轻重重”的原则、确立轻缓的刑事政策及对“严打政策”要予以正确评价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检察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上的稳妥路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要求政法机关既要打击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又要加强人民内部矛盾的排查调处工作,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围绕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题,检察机关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要求:领悟刑事政策宗旨,从方法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正确性;建立繁简分流机制,从程序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可行性;推行量刑建议改革,从手段上保障轻缓刑事政策适用的可靠性;树立公诉一体意识,从机制上保障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抗扰性.     

宽松刑事政策之典型刑罚实践分析

宽松刑事政策是两极化的刑事政策之一端。它在刑罚上典型表现为刑罚轻缓化与行刑社会化。刑罚的人道性、经济性、教育性、复归性、补偿性等思想是其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谐刑事司法如何落实从宽政策——从广东许霆案说起

宽严相济政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它要求在刑事司法中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然而广东许霆案引发的热烈讨论,再次让我们关注这个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中所遇到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切实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将有利于刑事司法和谐。     

刑事和解在西藏地区的适用——以西藏刑事习惯法“以赔代罚”理念为切入点

法律只有植根于社会文化土壤并切实回应社会生活的需要,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西藏地处偏远且具有浓烈的乡土性与民族性,其在刑事习惯方面也具有相当的民族特色,其民族习惯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某些刑罚替代措施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社会化发展方向,其民族刑事习惯中的“以赔代罚”与刑事和解制度理念竞合.刑事和解的适用有利于推进民族地方刑事案件的解决,对于建设和谐西藏、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判视角——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实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新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司法机关准确实施国家刑事法律的重要指针,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在实践中,司法机关认真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并取得了初步的政策效果,但还存在一些主观上和客观上的问题.为此,司法部门要树立新型司法理念,积极探索合法途径,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从而进一步推进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     

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理性定位——兼论被害人救济难题的破解

随着对被害人权益的关注和各地司法机关积极推进的刑事和解实践,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刑罚裁量以及之前阶段,成为影响刑事案件处理结论的重要因素,这种现状和趋势有其现实需求,也反映出司法机关的无奈.然而,过分提升赔偿的地位,可能会产生国家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松动和刑罚轻缓化泛化等后果,存在降低刑法道德信誉的风险.因此,理性定位赔偿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重要的是要与被害人救济难题的破解同步进行.     

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的宏观透视——对我国刑法修正案的释读

我国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立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并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而进行及时和必要的调整完善。目前来看,刑事立法的总体趋势有了稍许改变,这集中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七)》和《刑法修正案(八)》针对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的修订中,总体反映了立法者根据税收犯罪特点和发生规律而推进税收犯罪刑事责任体系的改革方向。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些修订也给税收征管和惩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此,在坚持轻缓化刑事政策的基础上,严密刑事法网,设置多样化的刑事责任,理应成为未来税收犯罪刑事立法的走向。     

论民生司法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抗震救灾期间刑事政策的现实关切为视角

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民生司法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应积极回应民众需求、关注社会效果,实现犯罪态势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之间的交互影响,通过自我调整达致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常态语境中刑事政策应以宽济严,侧重于宽和与谦抑,强调其对社会生活的最低限度干预,但在非常态情境中则应基于现实需求采用严厉的刑事政策,以维护社会稳定.近期针对抗震救灾过程中的犯罪动向所运用的刑事政策,即体现了对于灾区民生状态的现实关切.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审——以定罪量刑为研判基点判视角

定罪与量刑是研究宽严相济政策与刑事审判之间关联的理想切入点。定罪环节,宽严相济政策对于审判机关的总体要求是趋向严厉的,对于被告人则意味着宽和、轻缓,具体可从犯罪构成的模糊性规定、排除犯罪性事由以及疑罪进行分析;在量刑环节,宽严相济精神的践行可在法定量刑情节、酌定量刑情节、死刑三方面体现。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立法价值与进一步完善

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对于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高犯罪预防效果,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统一了刑事和解的适用标准,标志着我国刑事立法在保护被害人权利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立法对刑事和解仍采用了较为谨慎的态度,立法规定仍过于原则,有些问题仍有待于司法实践的不断完善.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二重协奏——1949年以来中国刑事政策的演进与刑法的变迁

刑事政策的演进意味着国家通过刑罚权的运用,在配置罪与罚的问题上一直在作选择,而这种选择的结果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刑事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迁,刑事政策亦审时而变,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演进历程,相应地,刑法也经历了一个制定后不断修正的完善过程.立足于刑事政策与刑法的互动关系的史实分析可知,刑事政策的理性化有利于指导立法的理性化,立法因时制宜回应政策的变化也有助于刑事政策的作用充分而理性地发挥.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刑事政策价值的回归:从过度功利到人性关怀

刑事政策在高扬功利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走向功利的极端.功利性膨胀的另一面是关怀人性的萎缩.在此"胀"彼"缩"之间,刑事政策衍生了它自身发展的诸多困惑与危机.寻本求源,这些问题的消解之法最终还要在刑事政策的"终极状态"中寻找,即从"关怀人性"出发构建刑事政策.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起点,文章所倡导的人性化刑事政策在目的观和方法观上都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保存和发展人性的政策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