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与阮籍

曹雪芹别号“梦阮”。表示向往阮籍之意。曹雪芹的处境、思想和态度有许多和阮籍相似之处。 阮籍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当时“天下多故,名人少有全者。”为了避祸全身,他放荡形骸,任诞下羁,“口不臧石人物。”与阮籍相距一千多年的曹雪芹,时历康熙传位雍正(实际是夺位)的特殊年代,其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波及全国。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曹雪芹隐居西山村写《红楼梦》。二人的作品都“发言立远,其旨遥深。”内容多是抒写自己的愤懑和忧虑。在艺术上都以“真”来反映社会生活,开导了一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     

竹林七贤散论

高平陵政变后,正始名士的政治骨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曹爽、何晏等八族被杀,一批投靠正始名士集团的官员被黜退,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政变中,一批老资格的保守派官员被起用,司马氏又祭起名教治国的大旗,形成了“礼教尚峻”的局面。正始时期蓬勃开展的思想解放热潮也随之被扼杀。在这种形势下,竹林七贤应运而生。《世说新语》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     

阮籍《咏怀诗》与咏怀诗的产生和发展

阮籍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尖锐,他纵酒谈玄,不问世事以避祸,对司马氏政权表面敷衍,实为消极反抗。他所作五言《咏怀诗》,猛烈抨击虚伪礼法,书写苦闷心情,及人生无常,全身远祸的消极情绪。本文分析其诗作的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并探究《咏怀诗》与咏史诗的产生及发展之关系。     

也谈阮籍的政治态度

对于阮籍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态度。或曰同情和支持曹魏集团 ,“鄙晋”而弃司马氏集团 ,或曰“处处为司马氏着想”“站到新政权一边”。实际上 ,他对两大统治集团都有某种疏离。对于时政 ,阮籍有是非观念与政治态度。却采取韬晦退避的方式 ,将是非与态度隐藏起来 ,在生存夹缝中虚与委蛇。     

“荷戟独彷徨”——论阮籍作品中的儒道互补意识

正始诗人阮籍在目睹了司马氏集团残杀异己的一幕幕惨剧之后 ,终于由一个“本有济世志”的儒学之士变成了一个“口不臧否人物”、整日与酒为伍的竹林名士。他虽然表面放浪行骸 ,纵酒任性 ,但内心却始终处在矛盾痛苦的煎熬之中。这种意识不经意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 ,尤其是其抒发情志的代表作《咏怀》八十二首及《大人先生传》中。阮籍最终踩出一条据儒依道、儒道互补之路 ,实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封建时代人生依附关系桎梏下的直接后果。这不仅是阮籍的悲剧 ,也是所有正始文人的悲剧 ,甚至是封建时代所有文人的悲剧。     

“阮籍性格”及其在美学史上的意义

一、阮籍的性格阮籍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人,他的行为往往出人意外。史书上关于阮籍的记载是:“籍容貌瓖杰,志气宏放,傲然独特,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杲日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见《晋书》)阮籍“宏达不羁,不拘礼节”。(《世说新语》)“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见王隐《晋书》》)     

从《让县自明本志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

从《让县自明本志令》看裴松之《三国志注》的史料价值布仁图裴松之（公元３７２──４５１年），南朝刘宋时人，乃是著名的史学家，尤以注释陈寿《三国志》而闻名。《宋书》中说他“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故籍。”①他同《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为同一时代人...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关于葛诸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评价说:诸葛亮“冶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撰写《三国志》,在《蜀志·诸葛亮传》末的评语中,盛赞诸葛亮施政执法的同时,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     

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三百年傅山评价变迁

傅山活着时,誉之者说他是“义士仁人”(明名士马士奇曾写《山右二义士传》以歌颂傅山),说他“萧然物外,自得天机”(顾炎武评语)。诋毁者斥责他“学问粗浅驳杂”(清·李光地语),说他:“发口鄙秽”,“求古而适得风沙气”(清·何埠语)。     

《诗》《易》书法与《大雅·凫鹥》首句解读

《诗经·大雅·凫鹥》首句“泾”字,传本《郑笺》谓“水名”.清代学者段玉裁认为,该“泾”字与篇中“沙、渚、潨、亹一例”,今本《郑笺》“水名”为“水中”之误.本文依《诗经》及《周易》的书法体例,证实段说不误.或据误本《笺》语谓“泾为豳地之川,公刘国豳,故即所见以入咏”,断《凫鹥》为公刘时诗,恐难为的论.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清代名臣陈宏谋

陈宏谋(公元1696—1771年)是清代广西籍官员中官位最高、任官时间最久,任官历经省份最多、在民间影响甚大的一位清官“宰相”。但过去对他论者甚少,在反腐倡廉的今天,评介一下历史上的这位清官“宰相”(内阁大学士),对现实是颇有意义的。 《清史稿》对陈宏谋有一番评语:“乾隆间论疆吏之贤者,尹继善与陈宏谋其最也。尹继善宽和敏达,临事恒若有余;宏谋焦心劳思,不遑风夜,而民感之则同。宏谋学尤醇,所至倦倦民生风俗,古所谓大儒之效也”。这番评价是公允的。陈宏谋的官风是当时励精图治官风的缩影。     

诸葛亮“奇谋为短”证

对诸葛亮“奇谋为短”的评价,是陈寿首先提出来的。西晋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他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在上奏朝廷的表文里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此后,他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又一次指出:诸葛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肖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自陈寿指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后,一千七百多年来,非议者有,赞同者有,至今争议不休。     

阮籍访孙登辨疑

阮籍和嵇康从孙登游苏门山一事,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热典。关于阮籍访孙登、归而作《大人先生传》一事,各种文献说法不同,有必要加以辨析。最早断定阮籍曾见过孙登的是臧荣绪,他说:“孙登尝经宜阳山……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①稍后者有王隐:“魏末有孙登字公和……帝使阮籍往观。”②又云:“孙登即阮籍所见者也。”③今本《晋书》为房玄龄等据臧、王二书等多种材料编集而成,自然     

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说“崪”、“嶀”、“(山虖)”

“崪”,一作“崒”,《说文》收。“嶀”、“(山虖)”,《说文》无。《广韵》等收“嶀”,而“(山虖)”不见于古今字书。《说文》:“崒,危高也。从山,卒声。徐铉注“醉绥切。”段注以为大徐反切误,当从《广韵》作“慈恤切”。段注又云:“《释山》曰:崒者,厜(?)。厜(?)亦作嵯峨。按《小雅·十月之交》笺曰:崒者,崔嵬。是郑所据《尔雅》‘厜(?)’作‘崔嵬’也。惟土山戴石,故易崩     

简析《水浒》两种续书——《水浒后传》和《荡寇志》比较研究

《水浒》问世,名震遐迩.明代著名文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之四十一谓:“嘉隆间(公元1522—1572年),一钜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又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足见《水浒》在明代中、晚期的影响之大,文坛名士拟之于《庄子民史记 》和《左传》,这种赞誉实在够高的了.于是,《水浒》遂拥有一大批续书.续书良莠不齐,而“狗尾续貂”者居多数.有三部续书很奇特,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两大方面,均逊于原著,但比“狗尾”这种滥竿充数之作则胜得多多了,值得论叙一番.     

李商隐南游江乡辨

李商隐是否游过江乡(今长沙一带)?这不仅涉及李商隐生平行踪:还牵联到他《赠刘司户蒉》一诗的系年,也关系到他对唐武宗和宣宗的不同的政治态度,不可不辨。清人冯浩认为李商隐曾于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冬间游江乡,次年正月北返。张采田赞同其说,并有所发挥。一时似无异论。岑仲勉《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唐史余沈》力辟开成五年之说,博综史料,考据精详,堪称佳作。但我既不同意冯浩、张采田以及最近出现的开成五年冬(公元8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