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外部性的理论探讨:内涵、发生机制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属性,是影响政策活动的重要因素,是公共政策分析的一个有用的概念和工具.然而在公共政策学的研究中,公共政策的这一属性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讨论.公共政策的外部性有其特定的内涵、发生机制及治理途径.对公共政策的外部性进行分析,不仅可以改善公共决策的质量,而且也可以拓宽政策分析的领域,因此公共政策的外部性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政策文化的成因及创新分析

政策文化因素具有作为文化一般及作为公共政策文化一般的基本特征,是影响公共政策运行的环境因素的一部分,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运行。本文对传统政策文化的核心特征进行了归纳,并着重对传统政策文化的成因及影响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创新的策略,这对于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意:地方公共政策制定的缘起和归宿

政策制定是整个政策过程的关键性阶段,政策制定质量的高低关系到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在现代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民意源于人们对整体生活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主观感受,源于自身合法利益实现的诉求表达.在地方公共政策制定中,只有对民意予以积极吸纳和理性应对,并出台政策措施以有效回应与实现民意,政策才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遵从和维护,诸多经济、社会与人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才能得以及时解决.因而.民意应该既是地方公共政策的缘起,又是其归宿.     

论公共政策冲突的形成机理及其消解机制建构

任何公共政策从其制定到执行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各种政策冲突.公共政策冲突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竞争、争执等紧张态势,也体现了政治系统在结构、组织、权力分配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公共政策冲突不仅体现为物质利益的冲突,也包括价值观念的冲突.公共政策冲突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的冲突、府际政策的冲突、政策工具的冲突和政策效益的冲突.公共政策冲突的形成机理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包括政策价值观分歧、政策部门区隔、政策利益博弈以及政策信息阻隔等.新时期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的消解机制建构应包括政策价值引导机制、政策咨询协商机制、政策部门整合机制、政策利益协调机制和政策信息共享机制.     

政策执行的制度背景:规则嵌入与激励相容

公共政策的执行总是嵌于特定的制度背景之中,执行的过程和结果除了受到政策自身的规范和约束以外,还会受到更为广阔的制度背景的影响.公共政策与制度背景之间的规则嵌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之间进行调适的可能或空间,并进而影响到执行的过程和结果.成功的政策执行,依赖于公共政策及其执行方案所提供的激励结构与制度背景之间相容关系.因此,政策制定者或立法者在制定公共政策以及设计执行方案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广泛存在于文化、传统、习俗以及正式规则之中的制度背景,以及它们对不同政策主体所产生的激励结构.     

公共政策的国家产出:质量与绩效

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也是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的重要变量。在成本-收益上,政策质量决定着运行成本、交易成本和不同的社会损耗。质量不高的公共政策,不仅自身政策损耗大,而且严重影响公共管理绩效和执政绩效。考量公共政策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输入——输出过程,在政策分析中推行绩效评估,按照公共绩效最大化要求,优化政策创制和设计的技术与流程,已是公共政策国家产出当中一个无可规避的重大问题。     

走向一种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启示

政策网络把公共政策过程理解为多元行动者复杂的互动博弈过程,它把政府之外的利益集团、民间组织和公民以及社会资本、文化网络、非正式关系等都纳入政策分析的框架内.政策网络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结构的独特视角去审视和诠释政策过程,突破了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的个体单元分析方法,更好地反映和揭示了政策过程的实质.政策网络已经开始取代多元主义和统合主义以及其他传统政策过程模式,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分析的新研究途径和分析框架.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简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与公共行动能力——一项关于公民政策参与研究框架的建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我国推进政治参与和民主决策的重要内容与主要方式。本文试图从理论上确立一个解释公民政策参与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受到一个社会内部公民文化结构、权威民主化水平和公共行动能力三个变量的影响。具体而言,公民文化水平代表着公民政策参与中公共文化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平衡程度;权威民主化水平代表着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力的分离程度;公共行动能力代表着市场理性与公共理性之间的融合程度。     

利益集团政策学:一个初步分析框架

随着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壮大和利益集团政治的发展,利益集团越来越多的介入并影响公共政策过程.利益集团政策学即研究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动机、行为及其结果.利益集团政策学的研究一般从制度分析、利益分析、主体分析、过程分析和结果分析五个方面展开.利益集团政策学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认识并将利益集团对中国政策的影响纳入合法规范的轨道,防止其绑架中国公共政策,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分析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审视现行公共政策,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政策是当今一个热门话题.文章从社会性别理论及相应的政策模式入手,对性别中性政策、性别平等政策、性别差异政策和社会性别意识政策一一进行了分析,指出在社会性别意识下我国公共政策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     

西方民意与政策相关性研究模型

针对民意与公共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西方学者依雷尼·B.夏普和鲁贝格在其研究中设立了民意与政策的相关性模型.依雷尼·B.夏普概括了民意与政策发生联系的四种模型,即民意一政策的不相关性模型、决策者操纵民意模型、公共政策与民意反映不一致模型和响应模型;鲁贝格通过参与者模式、理性行动模式、政党模式、压力团体模式、共享模式和角色模式设定了民意影响公共政策的模型.而在托马斯·R.戴伊看来,公共政策塑造民意比民意影响公共政策的情形更多一些.     

社会转型时期公共政策创新模式研究

公共政策创新是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核心要素.尽管公共政策创新的内容、形式和条件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同类别的公共政策创新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把具有相同方式、路径和策略的政策创新归为同一种公共政策创新的模式.研究和掌握不同的公共政策创新模式有助于选择政策创新的时机和确定政策创新的路径、方式和策略.根据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实践经验,以转型的阶段为标准可以划分出解构型、转轨型和整合型三种政策创新模式;以行动主体为标准可以划分出强制型、回应型和自治型三种政策创新模式;以突破层次为标准可以划分出"中央示范、基层跟进"型和"基层突破、中央规范"型两类政策创新模式.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体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反映。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政策执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共政策的实施和落实,增加了执行成本,降低了公共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力。     

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国家制订的公共政策需要落实到一定的地方场域,通过政策细化或再规划的过程,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从而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执行格局,说明公共政策往往具有层级性;同时,任何一项重大的公共政策还具有多属性特征,重大领域的改革政策尤为明显,它同时承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多项任务,其政策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多部门的合作与配套政策的供给。为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陷入碎片化,可运用中国特色制度的高位推动,通过层级性治理和多属性治理,采用协调、信任、合作、整合、资源交换和信息交流等相关手段来解决公共政策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的贯彻与落实的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即构成了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     

主体特质与话语表达:基于“能量场”的政策体制探析

公共政策是整合分化社会与分化利益的有力工具,制定一项良好的公共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项良好公共政策的制定一方面基于各参与主体的特质情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政策产出的体制.关于公共政策主体的分类与分析,国内外学者仍是“仁者见仁”.在后现代话语理论方兴未艾的情势下,公共政策在“公共能量场”中的制定与修订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抗辩、博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难民、秉持公共精神的管闲事者、相关的政府机关、不可触犯的上级权威等四类公共政策主体的特质.而政策主体的特质在“公共能量场”中的能动性,既取决于政策主体的主体特质的话语表达,也取决于在解构传统公共政策体制的基础上建构基于后现代话语理论以“公共能量场”为场域的新的公共政策体制的平台搭建.     

公平感对灾民参与恢复重建行为的影响：基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实证研究

政策受众对于政策的公平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特征,会直接影响政策受众相关的行为.利用五维度公共政策公平感量表测量汶川地震灾区群众对恢复重建补偿政策的公平感,研究公平感的各个维度对灾区群众遵守政策、支持干部、发表意见、积极重建和利他等五类参与恢复重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受众的公共政策公平感能够有效预测与政策相关的政策受众的行为.其中,政策受众对于公共政策直接的和个体化的应对行为更符合分配优势模型,分配公平对这类行为的预测力最强.政策受众对于公共政策间接的和社会化的应对行为则更符合代理——系统模型,人际公平对这类行为的预测力最强.     

论多维理论视角中的政策问题构建

政策科学从一开始就是问题导向的.政策问题是通过公共活动能够实现的未实现的需要、价值或改进的机会.政策问题不是既定的,而是通过对问题情势的问题感知、问题察觉、问题搜寻、问题界定等步骤构建出来的.政策问题构建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环节和公共政策分析的逻辑起点.然而,公共政策问题总是复杂的、相互依存的,具有主观认定的特性和动态性,很少有纯粹是经济的、技术的或政治的政策问题,而且很多重要的政策问题都是结构不良的问题.因此,只有从多维理论视角出发,才能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和分析.公共政策问题构建的主要路径包括推进信息公开、优化专家咨询和扩大公众参与等.     

公共性视野下的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天生的"公共性"和大众传媒本质的"公共性",使两者有了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在公共性视野下,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作为公共政策的新闻政策之与大众传媒的规范、大众传媒之于公共政策的影响等方面.     

执行结构-政策执行-执行结果——一个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

在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已有的理论模型中,可以引入一个被已往研究遗漏的变量,即中国公共政策的执行结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结构-行为"互动的视角出发,将政策执行结构作为自变量、政策执行过程作为中间变量、政策执行结果作为因变量,来考察公共政策执行中的三者之间关系,从而建构一个分析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