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的精神守望与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陕西作家创作心理探微

乡村书写是陕西作家创作的共同特点。乡村是陕西作家刻骨铭心的精神记忆,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家园”,是他们心灵自由的栖息地。乡村,是陕西作家创作题材的自然选择,是他们文学才情发挥的理想之地。陕西作家的非功利态度,使他们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心无旁骛,达到了较高的心灵自由境界。乡村已成为陕西作家的一种精神守望创作题材的宿命选择。     

论毕飞宇小说中“疼痛”母题的创作动机

毕飞宇的小说以“疼痛”作为其创作的母题。主要原因在于作家童年经历过的“文革”对作家的心理产生了挥之不去的阴影，而家族史的断裂，更使得作家产生了一种漂浮感和没有故乡的疼痛感。毕飞宇没有沉溺于个人的痛苦之中，而是将个人的感受转化为对人本身的客观关照，把自己和他所关注的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力书写当世芸芸众生的“疼痛”，反映他们的不甘和时苦难命运的抗争。     

劳伦斯精神生态观探析

英国现代作家D·H·劳伦斯在其小说创作中书写了诸如“阳萎男人”、“情感怨妇”、“精神困惑”、“灵肉分离”等几种精神生态失衡的人物形象。他们都是因征服、控制和占有欲望的膨胀而导致生命活力的衰竭和精神价值的消解。劳伦斯通过对这些人物形象的真实书写反映了其对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深切忧虑与反思,从中彰显了其精神生态思想,同时也为当下重构和谐精神生态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三棵树”作家的创作主题探析

20世纪90年代，“三棵树”作家崛起于宁夏。他们的创作基于本土，但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地域性书写的界限，把目光焦聚于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生命和存在的焦虑。面对问题，他们一致选择了回归，或是回到生命本源，或是皈依大地和宗教，企图藉此来缓解焦虑。他们的这种探索，开启了当代文学书写的一个新的审美领域。     

“我”与“我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类书写

本文将 2 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整体文学现象来把握 ,从作家创作中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 ,紧密联系不同历史阶段文学语境下的社会 /文学思潮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在体裁、题材、主题、内容、形式、手法、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化、同与异、呼应与背离 ,从对“自我”与“我们”的两类不同书写角度给予了宏观概括 ,并由此区分了 2 0世纪中国的三种作家。在剖析了两类书写各自产生的渊源和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承续、变异关系基础上 ,作者着重对 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提出了质疑 ,并揭示了 :新的文学生长点 ,正孕育在将书写“自我”与书写“我们”相融合的新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     

“小人物”的悲歌——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与高晓声创作的交融

关注“小人物”,写尽他们悲惨无告的生存状态是两岸乡土小说作家黄春明和高晓声共同的创作倾向。他们不仅塑迪出多样的“小人物”形象,写出他们令人同情的遭遇,同时在这些人物身上挖掘出沉潜滞淀的国民劣根性。显现了二者创作意识的惊人相通及作家理性的审思,使作品得以提升。但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作家个人审美理想的差异,又使二人的创作呈现不同的风格。     

“享虐”与“性越境” ——析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的日本体验及其性别话语

中国当代留日作家陈希我、林祁长期浸淫于日本社会独特的性别文化当中,从不同的性别视角与文学书写的“异趣”表达,呈现了中国作家对中日两个国度复杂的社会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多向度思考。“享虐”与“性越境”是他们从日本体验以及文学书写中萃取而成的独具个性的性别话语。     

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中期为“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聂茂的生命历程,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论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途径

近二十余年来,我国有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以出色的才华和创作实绩成为全国著名作家。从这些以代表作家的创作经历、创作体会、创作特点看,他们都具有积极提高文化素养的自觉性、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和运用“内在体现”语言观的意识,这些都是少数民族作家审美创作能力提高的有效途径。     

新世纪仡佬族作家小说创作论

仡佬族作家新世纪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值得我们关注。在十来年的小说创作中,仡佬族作家凭着对生命本真意识的有力把握,在文学艺术的形塑中尽力回归历史本源,汲取民间艺术营养,运用充满诗性的地域性语言书写人性的光辉,寻找一种独立自治的内省空间。仡佬族作家所取得的实绩标示着他们潜在的创作实力,同时,他们还须有一种超越的精神。     

再寻根：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

新世纪文学中的少数族群书写与1980年代的“文化寻根”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话,1980年代那种文化想象的方式在新世纪已面临困境。少数族群书写回到地缘与文化上的边缘地带,却发现“根”已流失;他们反抗现代性普遍经验对少数族群的规约,但抵抗式写作却可能伤害叙事的复杂性;而主流汉族作家和少数民族作家在少数族群书写中也都存在洞见与盲视。     

身份建构中的历史叙事——以白先勇、严歌苓两代移民作家的历史叙事为例

海外华文文学作家白先勇和严歌苓,是北美新老移民两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来展现各自不同的故土记忆,并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建构历史的使命感与解构历史的现实感、演绎历史的轨迹与边缘立场的书写。从作家的身份出发,探索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叙述方式形成的不同创作风格以及由此呈现的族性书写的多样性。     

谁来记忆今天——与剧作家白雪生的对话

主持人语：白雪生是当代辽宁作家里的“杂家”,创作体裁、范围非常广泛：涉及话剧、广播剧、电视剧剧本创作,辞赋创作,歌词创作,散文创作;兼及文学评论和民俗研究。创作题材也相当广泛：历史的、现实的,同时也是各种体裁文学创作获奖专业户。涉猎之广、范围之杂,也属于当代辽宁作家里的“另类”。他的所有体裁的作品都呈显着历史的厚重与斑斓、挽携着时代的韵律与风流的风格特征。话剧《张鸣岐》反映现实,电视评书《辽沈战役》书写历史,诗词歌赋表达风土人情与个人情怀,这些都凝聚着作者的“文学介入现实”创作观念。一个作家不仅要关注、思考历史与传统,更要关注、参与现实与民生,这是白雪生创作的原动力,也是其作品的文学理念。     

少儿散文创作的兰个层次

在少儿散文创作中,作家应有明确的读者意识,理解读者对象的复杂性,明确“幼儿”、“儿童”、“少年”三个层次读者的身心的差异性,以他们的审美接受能力和作家的主体创作能力为出发点,创作出针对这三个层次读者不同审美需要的少儿散文。     

本土认同的全球性--兼论民族文化的"三度写作"

现实生活中的“族群书写”、作家创作的文学与文化、作为文化批评的学术研究实际上体现了“全球化语境”从三个方面来影响我们的现实 ,即“生活层面的全球化、写作的全球化和言说全球化。     

新时期以来彝族长篇小说民族志书写研究——以冯良《西南边》为例

新时期以来彝族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呈现出民族志书写的趋势,冯良《西南边》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彝族作家冯良有与生俱来的民族志书写优势,其作品形成了具有田野调查基础的民族志书写的范式,长篇小说《西南边》作为其民族志书写的集中体现,描述了彝地独特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有较高的文学审美性。对文化的阐释是作家探索民族发展和心理历程的重要渠道,在《西南边》中,作者通过对奴隶制、“毕摩”文化和民俗的阐释表达和探索了从民族改革到改革开放时期彝族的发展史及彝族人们的心路历程,同时,作者也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展现了彝族的民族精神与品格。     

体制外作家的叙事空间和困境

新生代作家创作成就的取得,与其中很多作家的体制外创作身份是分不开的.体制外创作使新生代作家直面市场,文学的自主性和叙事空间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但是市场机制和既存的文学体制,也是新生代作家自由书写所面临的困境.     

论"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轨迹

在“五四”新文化大背景下 ,白马湖作家群聚集在白马湖畔 ,他们中有很多作家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 ,但他们没有响亮的口号 ,也没有鲜明的旗帜 ,他们创作的作品冲淡平和 ,有着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白马湖作家群是一个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成就卓著的作家群体。中国现代文学并不缺乏对这些作家的个案研究 ,却忽略了对他们进行群体性的研究。本文从“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和发展轨迹这一角度 ,对白马湖作家群作了探索性研究。     

论东北作家群的独特贡献

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带给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它们把边远的东北和东北文学带给现代文坛,使人们对东北不再陌生,使东北文学和整个新文学接了轨;他们具体地描写了反帝斗争题材,展现了东北“血淋淋现实的一个缩影”,给全国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和惊动”;他们较早地表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题材。他们的独特贡献,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现代文学史册也应重重书写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