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现代诗论——读李怡《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

近年来,随着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新诗研究的佳音也频频传来,不时有新老专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青年学者李怡的《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4),以其最接近新诗本体,最具理论色彩的独特风格,填补了中国现代诗论的空白.“走向……本体”,“回到……本身”,曾经是八十年代包括新诗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口号,许多至力于新诗研究的学者都为此付出了他们的努力与艰辛,也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果.但真正走向本体、回到本身又绝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它不仅需要排除文学以外种种因素的干扰,更要耐心地去梳理纷云复杂的新诗本身.面对这些艰难而又棘手的问题,李怡既没有退怯,也没有绕过.他在著作的“导言”部分就明确宣布,“我们须得擦净现代诗歌概念中的那些西方文化痕迹,又得拨开中国诗人种种的‘误读’、‘反读’所带来的种种歧意”,要“清除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论第三代诗歌的传统诗学特征

中国传统诗学观对“第三代诗人”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诗人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情感上的“物态化”、艺术上的“隐喻”和“象征”、语言上的“玄言化”以及美学上的“谐谑化”倾向.透过传统诗学特征在其诗歌经验和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可以看出,只有将中国传统诗学话语与西方诗学理论有机融合,让中国新诗既流淌着母体的血液,又感应着世界潮流的律动,才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二十年中国新诗的精神生态探析

近二十年,中国新诗在精神向度上发生了巨大裂变,回顾并考量新诗的精神生态,既是新诗精神重建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下中国文化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诗歌精神缺失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大众文化语境成为滋生的土壤、对后现代主义的简单套用和二元对抗思维模式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近二十年新诗的无数现象都被囊括在“多元”的美丽口袋中,应该追问的是:那些“多元”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元”？锚定新诗的精神生态,显示着当下诗歌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依然只是一个开始.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言的窘迫:"后朦胧诗"语言观症候批评

后朦胧诗人几乎普遍是持“语言中心论”的。无论是“口语化”等策略的提出 ,还是“前文化语言”等观念的实施 ,都视语言为诗歌的根本问题和归宿。但这种对语言的偏执和过度强调已经导致了对诗歌更本质方面的忽略和遗忘 ,使许多诗歌文本成为浅薄的语言游戏和“语感”训练。诗学领域的价值失范问题已被提出且日趋严峻 ,一种理论上的话语清理越来越必要、迫切。我们只有及时总结、纠正这些偏颇的观念、倾向 ,才有可能建构一门更科学、更完善的当代形态的新诗学 ,使中国诗歌在 2 1世纪重现辉煌     

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     

城市维度中的诗学探寻——评张林杰《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年代诗歌》

1930年代是中国新诗的黄金时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条诗歌流脉,分别由以殷夫、蒲风为代表的"左联"作家和以戴望舒、卞之琳领衔的"现代诗派"承载,各自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对这一时期诗歌的研究近些年已成为诗评界的热点话题.只是由于"诗歌回到本体"研究思路的被推崇,使现代主义诗歌备受宠爱,而对意识形态色彩浓郁的左翼诗歌研究则相对冷清.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王学忠的诗歌精神

本文从中国新诗的当代语境和本质特征入手,结合文本细读,具体阐释了诗人王学忠坚执的诗歌理想和诗歌精神,并通过对“平民”、“底层”等概念的独到辨析,彰显了王学忠诗歌情感和诗歌价值的普适性.     

千年变与守:中国诗歌,乡关何处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消费时代,诗歌的生存空间正日益逼仄。回溯中国诗歌数千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反思新诗探索的成功与代价,追问诗歌在消费时代被边缘化的因由,由此探究中国诗歌的命运走向———如何在沉寂之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央?无论夸大新诗,还是独赞古诗,都未免过于片面武断;复兴汉诗,必须从中国诗歌的传统中汲取资源和力量。     

百年新诗的民间话语研究视角

回顾百年新诗,必须回到五四“反传统”起点,来做重新的思考和审视.“民间”话语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十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五四以来,新诗正是借助源于“传统”的民间话语,很好地弥合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裂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品格,实现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百年跨越.但同时,民间话语又给新诗带来了一些缺憾和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其有效性与复杂性予以正视和辨析.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诗歌的比兴寄托、语言的潜显理论及其他

话语的潜义是“言内”的,即词语组合本身可能产生但尚未被采用的的意义,而诗歌的比兴寄托是“言外”的,主要受语言外因素(如物理、文化、心理等)的制约,所以不能看作是话语潜义。每一个有比兴寄托的诗歌文本都相当于修辞学中隐喻的喻体,本体是隐藏的与之具有某种相似性的对象。由于同一个喻体可能指向很多本体,后人难以在众多的本体中确定作者的写作缘起,所以有些诗歌的解读常常会出现争议。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中国现代诗学美学基点论——建构历程的检讨与中西诗学内在美学架构

从《尚书》到《人间词话》 ,中国诗歌理论经历了上千年历史淘洗 ;新诗在中西两种不同诗歌理念的冲撞与交融中也差不多走过了一个世纪。面对中西这样两套极为丰富的文化系统 ,中国新诗非但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理论秩序和准则 ,甚至对所发生过的诗歌现象也没有做出系统的、具有说服力的总结 ,致使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 )一直游离在两栖边缘的缝隙里 ,没有自身的基点与坐标。中国现代诗学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激流中确立并建构其价值体系 ,这是自五四以来新诗理论界共同达成的文化理念。流行已久的“嫁接论”和“移植论”这两种建构论观点均有缺陷。基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国内目前诗学的研究现状 ,不妨从本体论角度找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同点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