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关于九十年代以来十七年文学史“异端”书写的探究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叙述尤为呈现出一种突围意识,试图打破既有规则,在“知识学”立场、“启蒙主义”思想、“现代性”反思语境中加以重构,彰显了更为活跃的话语需求和区别于主流言说的“异端”①书写的趋势。九十年代以来对十七年文学史书写模式的种种探索的实质是在不同范畴中对文学“合法性”的挖掘,然而其中又暴露出评价标准泛化、模糊化、个人化甚至过度阐释等弊端,对于审美“伦理性”的重视不足,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加以完善。     

“太阳”·“河”·“创世”史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解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呈示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某种同一性。特定的历史观念成为规约小说创作内部法则的逻辑力量。这是一部“创世”史诗。在小说中,开天辟地的土改运动打破了古老乡村那种非历史的自然和空白状态,千年循环的时间轨道发生了“断裂”,由此更生出真正的历史起点和一个崭新的世界。丁玲以文学的形式对新的历史行为进行跟踪,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想象和建构着历史。     

整体性文学史编写的两个纠结点——关于"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然而反观这种整体性文学史写作现状,我们发现它们虽有宏阔的理论构架,但因缺乏“打通”整合的内在逻辑机制而给人一种拼盘之感。这里存在着两个阻碍彼此贯通的纠结点:“五四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前者高悬,有意无意地被神话化了;后者沉沦,备受压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当代文学整合进程的悬置或暂停。本文试从“整体性”的视阈对此进行清理和定位,以便使文学史书写在“现当代文学是一体”的思维理念下更加统一有序,也更加合历史合逻辑。     

新古典主义的成熟与现代性的遗忘——对中国20世纪文学中“十七年文学”的一种阐释

与五四以后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比 ,“十七年文学”在面对现实的态度、艺术的运思方式、以及对生活的感知方式和形成的美感特征上 ,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 ,从而使之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呈现了中国文学古典化的素质 ,形成了新古典主义并最终成熟。把“十七年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进程中来考察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并不是直线式或递进式的 ,而是迂回性的 ,具有自我律动的特点 ,这说明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下 ,一种文学会按其自身规律发展并不断强化特定历史文化所赋予它的审美特征 ;同时我们也会看到 ,“十七年文学”中的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并没有彻底消失 ,它仍然会在当前新的文学环境中得以存在。     

面向文学史"说话"的福柯--也谈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知识考古学、知识谱系学问题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 ,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新发掘和评价 ,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可以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知识谱系学”方法 ,运用于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原则、方法以及历史分期的探索 ,并提出将“知识考古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一种写作方式。但由于对二者语境化的处理和对知识 ( savoir)这一环节的忽视 ,造成了不必要的误读、误用 ,使得人们对这种探讨的有效性产生了质疑。     

“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

如何叙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问题 ,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期待。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就是 :只有改变“简单中断”的观点 ,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整体性”构架才能实现。文章以“创作方式”、“现代主义”两个条目的释文变化为例 ,提示了极“左”文艺思潮的产生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的过程。因此 ,需要在“历史联系”中研究“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和整个当代文学史。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重写文学史”问题考辨

“重写文学史”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学界和中国文坛均产生过深远影响.欧美学界关注文学史话语和书写机制的权力关系,中国学界重视历史文学的底层经验和书写策略.新旧形态的历史主义习惯将文学史观念襄挟在文学作品和社会语境之间,文化诗学批评则关注历史与当代之间的文学活动、作品与情景之间的活态历史,以及史学与诗学之间的理论生态.文学史体系之下存在的是经典形塑的文化史空间,重写文学史问题之下则是以往被遮蔽的活态历史和民间经验.     

评《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十七年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是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 ,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刘克宽先生的新著《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诸多宝贵启示。“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所以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 ,必然要放置在总体化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如果仅仅关注所谓非政治性的文学性 ,那么我们就会在丰富的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历史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贫乏。我们看到本书作者充分尊重文学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 ,正是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察“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视角。由于…     

对左翼文学的评价和重写文学史的思考

由于左翼文学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在文学史上的特殊位置,使它往往成为文学史评价的焦点。近年来,左翼文学的被贬和“妖魔化”,是当代社会转型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的变化在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反映。但重写文学史不能做简单的翻案文章,我们既要看到左翼文学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只有通过对具体历史语境中左翼文学与政治、左翼文学的历史变迁、左翼文学内部差异性的具体分析,才可能接近文学史的本来面目。     

当代文学境遇中的“候鸟”踪迹——城市化进程中“打工文学”的生产、撒播与移植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历史语境的转变,打工文学坚持用“原生态”式的文字记录了中国30年城乡景观变迁和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审视这一文学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它存在这样的转变轨迹,即从个人无意识书写到市场化生产,从“边缘化”传播到中心话题,从单一文本表现移植为多元艺术样态的呈现,而从中折射出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人思想境况的变化和文学形态嬗变,是新时代文学审美意蕴和精神品质的别样呈现.     

建立起个体生命与历史进程的紧密关联——“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与延安文学历史联系的一种诠释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爱情叙事是当代文坛的重要话语现象之一。将爱情叙事在功能上与革命叙事、国家叙事、历史叙事实现重叠,促进整体叙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是“十七年文学”爱情叙事的主导价值取向。“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起点,其爱情叙事的历史性诉求及建构,离不开延安文学深远的历史传统。     

“上海叙事”的现代性法则——以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为中心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天香》以晚明士大夫阶层的家族史为写作对象,以“顾绣”为历史蓝本,书写了“现代性”这一语境在传统中国的发端,并深刻地检省了“现代性之萌芽”的后果及其问题.《天香》超越了先前的“上海怀旧”、主张“自律”的现代性,首次反省了明季清初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被遮蔽的现代性”,进而实现了器物美学与历史美学在科技史语境下的对接,并从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视角揭橥了“现代性”实现于中国的艰辛曲折之路.     

寻找文学与历史对话的场域——试论1949—1966年的文艺报刊研究

"十七年"文艺报刊向受众指陈了文学、政治杂糅下的历史发展的变迁,阅读文艺报刊能够重返当代历史语境和文学现场,呈现文学生成以及历史细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探求文学的历史生存状态和作家的精神心态.因此,研究"十七年"文艺报刊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当然,我们不仅要研究文艺报刊的正文本,也要研究它的副文本.     

文学史与文学历史

文学史一词本就应指文学的历史,在这里将两者并列,实际上是表明这一意思: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在此不是同一概念,“文学史”是表示各种写成的记录文学历史的著作,“文学历史”则是表示作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过程.由于文学史读者直接接触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历史,因此文学历史多被忽略和漠视了.本篇论文则是要对这一被忽略的存在与文学史的关系作一番理论上的探究.     

“红色经典”:在“现代性”叙事中理解和阐释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将“红色经典”进行经典化理解是为了寻求“经典”本身的当代性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证明“红色经典”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乃至是与否,而是将其归回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考量和审度。在这样的阐述视野中一方面求证“红色经典”本质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性叙事进程中一种特定的审美表述形态,从而确认其价值性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论析“红色经典”作为“一种”文学的经典性存在,其经典价值的艺术缺憾和当代意义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二重历史化”的区隔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余年来,一直经受“求真”与“求用”的纠葛.由于20世纪中国的特殊历史境遇,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求用”先于“求真”.今天各方面的条件都已具备,是将“求真”与“求用”贯通的最好时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二重历史化”来贯通“求真”与“求用”.“第一重历史化”重在求真,意在透过具体的历史语境揭示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第二重历史化”重在求用,意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