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及其实现路径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长期性、艰巨性的任务,构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政策体系,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关键。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面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三大挑战,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政策体系,为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当前,主要可以从三个方向来把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一是进一步完善反贫困战略的"补弱"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战略的"做强"机制,在产业振兴、金融支持、生态振兴等关键环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积极构建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导向的"拉平"机制,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推动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效促进城乡融合。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结构性增收研究——以江浙为例

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受区位要素、农村社会政策、社会经济转型和信息化建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局部地区农地流转、机会不公平、社会资本量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差异等因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不均等问题。江浙两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在江浙农村居民增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江浙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1.27个百分点,而江苏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高于浙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地差距。两地不同的政策响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模式、粮食安全战略的角色定位以及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均对收入产生了影响。     

初次分配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内在逻辑、现实难点及优化路径

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目标和实践途径,要着力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初次分配的改革能否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极化的问题,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现阶段,初次分配改革还存在突出的难点：目前初次分配体系内,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依然不明显;城乡均衡一体化发展不足,城乡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非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要素占有的差异性拉大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收入极化效应;农村居民初次分配的收益不足,低收入群体增收较为困难。在初次分配领域需要改进的措施有：在公有制经济内提高按劳分配的比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在非公有制经济内,限制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的极化趋势;缩小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激活农村集体经济潜能,丰富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创收渠道,增加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通过规范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占有差异来规范居民财富积累机制。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关系分析——以甘、青、宁经济区为例

以甘肃、宁夏、青海三省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泰尔指数对由该三省组成的经济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并验证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关系,结果显示,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周期性的倒"U"关系,进而得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开始阶段是以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为代价的,随着调控措施的干预,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差距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江苏富民进程的实证分析及其推进策略

本文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富民指标,对江苏近年来的富民进程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表明,江苏的富民进程2001年以后明显加快;富民战略不仅仅体现在货币化指标上,也体现在难以货币指标化的公共环境的建设上;江苏城乡收入差距全国最低,走出了一条城乡共同富裕的富民之路。文章提出,可通过提高纯农户和城镇居民工薪收入、抑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等策略进一步推进江苏的富民进程。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区市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政府政策选择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由来已久。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实际收入水平,都比农村居民高很多。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1953年,政府颁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从政策法规上赋予了政府按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产品的权力。在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的剩余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家。国家通过统购统销的办法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为国家在城镇采取低工资创造了条件,进而间接地降低了工业部门的劳动投入,从…     

1978—2007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迁及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已引起广泛关注。1978—2007年的30年间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这一指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收入差距。造成及影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第一产业收入增长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保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农业政策供给稀缺、城乡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距等。     

试论现代人口转变的苏南模式

苏南地区主要是指苏州、无锡、常州3市及其所辖的12个县(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一地区经济腾飞,成效显著,并于80年代形成了以集体经济为主体、以乡镇工业为支柱、以小城镇为纽带、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等为主要特征的苏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苏南地区的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使人口与经济走上了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的轨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口发展与管理模式。     

苏南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导向——以苏州市为例

作为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农村的劳动力结构同样存在量多而质次的问题.尚未形成高效优质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状况对苏南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产业升级形成了严峻挑战.本文试以苏州市为例,在分析当前苏南地区农村劳动力基本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新农村建设对苏南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现代苏南模式与苏南率先走向现代化

现代苏南模式是苏南地区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它是融入现代发展理念的创新驱动型区域发展模式,其核心是"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社会".现代苏南模式承担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它将以创新为导向,通过"物质资本积累"向"知识资本积累"、"工业立市"向"服务兴市"、"扩大开放"向"深化开放"、"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追求富裕"向"追求幸福"、"服务型政府"向"服务型与企业型相结合政府"等六个方面的提升,有力地推动苏南率先走向现代化.     

城乡居民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

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高位徘徊、消费结构二元并行格局的研究要突破收入数量视角,从收入性质视角予以深刻剖析.基于经典消费理论核心思想,引申出收入的暂时性、流动性、相对性、可预期性和跨期支配性等性质,并采用1991—2013年中国29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系数面板模型实证分析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收入量既定的条件下,收入性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显著;农村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幅度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向上流动幅度大于城镇居民,才能使城乡消费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对正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倾向于抑制,而对负向不确定收入的消费则存在棘轮效应;农村居民收入跨期支配性对城乡消费差距具有弥合效应.因此,在增加农民收入数量的同时,也应注重其收入性质的改善,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消费差距.     

认真总结“苏南模式”的新鲜经验 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苏南模式的本质在于：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好验证、苏南模式的特征在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农业与工业协调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用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城市现代化的实践来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苏南模式是成功的典型，但仍需要不断完善、不断开拓创新。     

权利开放与农民的共同富裕

缩小城乡差距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权利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权利安排和开放差异是导致收入变动差异的关键。通过建立“权利开放与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可从居民经济活动权利、财产权利和基本社会权利三方面,分析权利开放对收入结构变动的影响机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演变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各时期城乡改革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及城乡居民权利开放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有影响。基于历史分析的基础,提出未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是加大力度开放农民城市权利,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二是进一步开放乡村权利,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     

海南省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7年海南省各市县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模型,从整体和不同发展阶段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海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旅游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城镇化、政策偏向因素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发生了变化,国际旅游岛之前,旅游发展、经济发展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际旅游岛实施后,旅游发展、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城镇化水平转向扩大收入差距,政策偏向因素持续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的变化验证了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能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机会公平、弥合城乡精神发展鸿沟,为共同富裕提供关键支撑。然而,囿于城乡公共服务政策扶持不统一、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不一致、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不均衡与供给模式不高效,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推进较为缓慢,不利于共同富裕扎实推进。鉴于此,未来应从顶层设计、经济扶持、资源统筹、服务升级等方面发力,健全均衡化城乡公共服务政策体制,打造系统化乡村经济发展支持体系,构建公平化城乡要素资源配置机制,完善效率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赋能共同富裕提供助力。     

收入来源视角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是由多项收入来源构成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通常是各项收入来源变动的综合反映。本文运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0-201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其次是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作为农村居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优势逐渐丧失。所以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同时保持家庭经营收入的优势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关键。     

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区际失衡及矫正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区际失衡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其主要表现为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财产净收入在总量、比重、增速、主要来源等方面的区际差距不断拉大。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和投资观念的差异是导致中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区际失衡的根源。应从发挥各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推进税收体制改革、协调地区间金融资源、促进教育投入多元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以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省际间城乡居民初次分配结构及贡献比较:1995～2009

文章采用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实证分析1995～2009年间,中国城乡居民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构及贡献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差距呈上升趋势,而农村居民呈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是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农村居民目前确立了主导地位,而城镇居民主体地位呈下降趋势;中国居民初次收入分配地区差距呈上升趋势,城乡差距是最主要贡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