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沪外侨及国际友人对上海抗日斗争的支援

旅沪外侨及国际友人对上海抗日斗争的支援崔志鹰，潘光，汪之成在半个世纪前那场伟大的中国全民抗日战争中，旅沪外侨及国际友人对上海乃至全中国的抗日斗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援。本文旨在对这段令人难忘，以前却又很少被提及和研究的历史作一些考察，并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政治动员初探(1925-1949)

江淮旅沪同乡会是苏北旅沪移民社团中规模最大的同乡团体,其理事长亦是上海青帮中势力颇大的头目。中国共产党在与江淮旅沪同乡会打交道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动员经验:利用同乡、亲属关系,对该社团的核心人物进行动员,进而影响整个团体的政治态度;国民党的独裁、腐朽统治,加速该社团倾向革命;挖掘江淮人讲义气的性格特质,顺利实现政治动员。中国共产党动员江淮同乡会,并不是肯定同乡组织及青帮;解放后,这类组织被逐步消解。中国共产党对江淮旅沪同乡会的政治动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具体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的尝试,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沉潜考索之功理性思辨之作——读《广东人在上海》

近年来,上海史的研究受到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上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果相当繁富.既有通论性的著作,更多专题性讨论,资料汇编、工具书也出了不少,从而在理论建设、方法创新方面皆有重要进展.其中,在对上海城市移民群体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旅沪苏北人、宁波人等移民群体研究较多,但是系统研究广东上海移民的著作尚付阙如.近日拜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宋钻友研究员的新著<广东人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本书系统而比较全面地梳理了一百多年间广东人移居上海的历程、规模、人口来源、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同乡组织、区域特点,展示其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对于金融、商业方面着墨尤多:而且书中关于广东同乡组织的运作特点、不同县级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区别、广东人的宗教与信仰、粤商的商业伦理、旅沪广东人与原籍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富有创见,言必有征,填补了上海史研究中有关广东旅沪移民史的学术空白,是近年来国内上海史研究中学术含量较高的一部学术著作.     

福建旅沪同乡团体述略

福建旅沪同乡团体在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中影响甚大 ,其组织机构和活动方式颇具特色 ,在上海这样一个移民社会中 ,弥补了政府管理体制的许多不足 ,起到了一种社会整合作用。其别具风格的会址建筑和闽南生活方式 ,也在上海社会文化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团结亲爱·嘉惠灾黎·告慰同乡：河南旅沪同乡会的事业（1930—1950）

近代以来,上海这一移民城市中,兴起了大量同乡组织,其中河南籍移民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小,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自清末民初始,河南旅沪同乡相继成立了各类同乡组织,在原籍日益严重的危机中,河南旅沪同乡会于1930年成立。它建立了自己的活动场所,确立了活动宗旨,以团结帮助同乡、赈济家乡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并在逐步融入上海城市的进程中,保持了上海与家乡的桥梁地位,为家乡的发展尽着自己的努力。不过,虽然它为自身的生存进行了非常大的努力,但因没有稳定的经济、社会支持,以及河南作为家乡的破败,其事业的发挥亦不稳定,最终走向解散。     

慈惠与商道: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兴起的原因探析

大量慈善组织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普遍的社会贫困固然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但创办慈善组织的慈善家群体的目标诉求当是其一个更为重要的促成因素。慈善家群体的职业构成、慈善组织的资产体系及其运作等几个方面因素,使得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创办者在提供慈惠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性目标诉求,而这正是近代上海慈善组织大量兴起的重要动因所在。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运作模式、特点与意义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城市慈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在其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局限,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操作程序与财务监督机制,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运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也呈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由内向外的社会联接冲动.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仅在社会学层面上表征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特征,也对当代的都市居士佛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迪.     

沉潜考索之功 理性思辨之作——读《广东人在上海》

近年来,上海史的研究受到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上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果相当繁富。既有通论性的著作,更多专题性讨论,资料汇编、工具书也出了不少,从而在理论建设、方法创新方面皆有重要进展。其中,在对上海城市移民群体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旅沪苏北人、宁波人等移民群体研究较多,但是系统研究广东上海移民的著作尚付阙如。     

转化与传承:四明公所与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比较考察

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是旅沪宁波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同乡团体,二者都是"团聚精神的象征",皆以"谋取同乡福利"为己任。所不同的是,四明公所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式同乡组织,而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更富现代意味。二者成立的时际不同,内部结构、外显功能各异。宁波旅沪同乡组织的近代行程和现代转型,表明在社会变迁进程中,同乡组织有着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坚韧性。这一转化传承不仅映照出社会变迁,折射出时代特点,也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以及文化的延续性、广容性等特点。     

近代旅沪徽商的"乡土之链"——徽宁会馆述论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工商业城市,全国各地商人云集于此,"五邑杂处",其中徽商一直是活跃于该地区的重要商帮之一.传统中国强烈的乡土观念促使各地旅沪商人建立自己的同乡团体,以此来联络同乡之间的乡谊,维护同乡自身利益,因此,众多的徽商客居和贸易于上海催生了徽宁会馆.徽宁会馆在其存在的二百余年里,以其完备的组织机制和健全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社会功能,有效地凝聚了寄寓上海的同乡商人的向心力,同时也强化了徽商在异地他乡的团体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旅沪徽商商业活动的长期进行.同时,做为一个客籍商帮的同乡组织,徽宁会馆还是近代上海城市商业发展历史过程的见证,在近代上海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发展过程中起到过一定的作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论马克思主义慈善观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地平线上打开马克思主义慈善观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慈善观,既需要全面梳理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慈善思想并与之对接,更需要积极与当代中西方各种慈善理论展开对话,借鉴其合理的思想精华.在此基础上,立足中国立场,反思地解答中国慈善问题,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议程.     

社区慈善超市如何做久做大?--以上海的经验为例

作为建构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民心工程",社区慈善超市近年来在我国各主要城市纷纷涌现.与此同时,在缺少市场化经营的情况下,不少社区慈善超市开门不久就相继陷入生存危机.上海在社区慈善超市运作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通过帮困资金的来源分析,可以找到社区慈善超市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政府角色如何转变、国家政策如何扶持?募捐这个"源头活水"如何保持源源不断?社区慈善超市自身如何普遍发育出"造血"机能?     

国际视野下第三方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研究

建设第三方慈善评估机制将推动慈善组织规范化发展,我国已在实践中孕育了一批第三方评估机构,并对慈善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监管作用。但第三方机构在发展中还存在缺乏制度保障、信息相对短缺、资金依赖严重、评估技能不足等问题。我国应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评估的经验,分析各种评估模式的异同及利弊,进而提炼出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促进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引导公众的慈善行为,使社会形成持续的慈善动力。     

传承与再造:中国慈善发展转型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慈善的发展转型,从古至今,是一个传承与再造的过程。中国传统慈善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其发展的历史格局是政府慈善、宗族慈善、宗教慈善和社会慈善交相运行。传统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承担,民间慈善只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传统慈善救助方式以养济为主。传统慈善发展到近代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开始向近代慈善转型,其最突出的标志是慈善的民间性。近代慈善发展到现当代,本应进行第二次转型,但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其转型被延缓下来。直到改革开放后,经过从1981年到1994年十四年的中华慈善的全面复兴,此后又经过十四年的发展历程,以2008年出现的"全民慈善"为标志,才开始中国慈善史上由近代向当代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是对政府和慈善组织的考验。政府应当从慈善官办的位置上退出,民办官助才是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慈善组织机构的发展运营,其科学合理的路径选择,应当是走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和普及化之路。     

当代中国慈善发展转型中若干问题辩析

当代中国慈善正处于发展转型期。中国当代慈善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不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有机组成部分"或"重要组成部分"。慈善最核心最本质的价值观是"利他"而不是"利己"。为了"利己"才去"利他"不是真正的慈善。对主观上有功利目的而客观上有慈善行为者,应主要看其客观效果而予以充分肯定。不能用对待个人慈善的标准对待企业慈善。企业慈善功利是合理和应该的。企业应当确立慈善发展的理念与战略,将以盈利为目的的生产排他性商品,和以慈善为目的的生产公共品这两类基本行为统筹起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完美统一。慈善是民间资源,本质上只能是民间行为,理应由民间自觉自愿地去做、去发展,而不宜由政府去运作与实施。"民办"与"官助"是当代中国慈善发展的合理定位。民办慈善发展的路径应当是民营化(非政府化)、法制化、系统化、专业化、普及化。政府要确立慈善与公益同步发展的战略目标,让社会发展的成果由全体公民共享。     

基于社会资本的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

公信力是慈善组织最宝贵的软实力,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与否的关键就在于其是否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困境在于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不足,而社会资本不足严重制约着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改善。本文以社会资本所包含的信任、制度规范、参与网络三要素为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我国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增强社会资本、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对策。     

第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多维检视与实践向度

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三次分配在农村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体系的重要方面。农村虽然一直是慈善捐赠、志愿服务等第三次分配的重要目标领域，但存在的问题亦较明显。在总量维度，农村慈善捐赠资源数量有限；在结构维度，农民精神生活富裕短板突出；在动力维度，农村志愿服务动力明显不足；在环境维度，农村公益慈善文化氛围淡薄。尽管第三次分配依靠的是民间的“自觉自愿”行动，但是这种“自觉自愿”行动也需要一定的制度设计进行激发。以第三次分配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应落实慈善捐赠激励机制扩大农村公益慈善资源，建立精神生活富裕促进机制弥补农村富裕短板，塑造志愿服务成长机制增强志愿服务动力，加强慈善文化引领机制优化农村公益慈善环境。     

超越官与民:慈善事业转型与组织生态重构

通过含混、持续、紧密的互动,慈善机构与政府部门、党群组织建立起一种共生关系,使慈善组织自主性的生产嵌入在一个极为复杂的互动链条之中。这就是"中国式慈善"的"官民二重性"命题。它隐藏着不可调和的深层悖论,即对行政权威性的依附和对组织自主性的寻求。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转型,慈善组织的官民二重性格所暗含的内在张力逐渐显现出来,慈善领域的官民冲突日趋激烈,诸如官办慈善的痼疾沉疴、新媒体时代的强势来袭、民间公益的创新实践,使慈善组织生态受到了强烈冲击。面对慈善组织生态变局,必须破除"官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超越政府与民间的体制藩篱,在不同慈善事业发展主体的有序参与和良性竞争中,实现各种慈善实践形式的多元互补与和谐共生。     

新媒体与“善治”的可能——基于中外网络慈善监管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中外九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各国政府、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业协会利用新媒体加强慈善监管的模式与特征虽各不相同,可在信息披露方面都取得了可喜进展,但在利用新媒体加强互动方面也都还有待改进,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并未如期带来慈善监管"善治"。究其原因,一方面,各国政府,或因片面强调社会自组织的作用,或因缺乏福利共治的经验,结果都在促进慈善监管机制整合方面踟蹰不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使用新媒体主要旨在获取资源,并非真正以受助者为导向,也不愿加重自身监管负担。因此,各种社会主体应进一步构建互动和回应更加充分的新媒体平台,加大监管和问责的力度,提高慈善行业的公信力,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影响慈善捐赠的显著因素：收入水平与受教育程度的对比分析

随着第三次分配国家战略的提出,慈善捐赠成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因此,对慈善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一般认为,收入是影响中国人慈善捐赠的最显著因素。然而,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分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情况下,两者均对慈善捐赠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当严格控制受教育程度,单独研究收入水平对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时,收入水平的影响变得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对慈善捐赠行为依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果意味着,受教育程度才是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而收入水平是因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进而与慈善捐赠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实质上对慈善捐赠行为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要提升中国公众的捐赠水平,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步与第三次分配的有序开展,进一步提升公众受教育程度,在大中小学普及慈善教育是可行且重要的方向。